传统人文学科术语使用中的问题及其规范_品牌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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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传统文字学术语为例，分析传统人文学科术语体系的特点，考察传统术语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其原因，最后提出促进传统术语规范使用的建议，希望相关研究结论能够为传统学科术语的规范使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人文学科，文字学，术语，规范

中图分类号：C04；H02；H0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7.03.004

Standard Use of Terms in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ubjects： Case Study of Chinese Graphology//SHA Zongyuan

Abstract： The authors take Chinese graphology as example， analyzing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ubjects， studying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terms in use， and discussing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We als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use of traditional terminology， and hope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ormative use in traditional subject terminology.

Keywords： humanistic subject，Chinese graphology，terminology，specification

引言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术语的正确与规范使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术语就没有专业交流，没有专业交流就没有知识的传播，没有知识的传播，就没有知识、智力或者物质上的发展，也就没有了教学、科研及人类文明的进步” [1]。

中国传统人文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包括传统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这些人文学科薪火相传，延续至今，是奠定中华文化思想宝库的重要基石。其中，传统人文学科的术语又是相关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传统人文学科一些重要的学术理论和基本概念。从理论上说，任何一门学科的术语使用都应尽可能做到规范，即在一个领域中，要求明确界定每个术语，做到一词一义，以保证信息的有效交流。进一步讲，一个领域的全部术语还要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即体现概念间的内在联系（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反映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如种属关系）。而综合各领域的术语体系则可构成一个概括人类现有知识的庞大网络。这个多维的知识网络不仅可以更好地反映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而且在实用方面更有利于信息的有序存储和多途径检索[2]。然而事实上，包括传统人文学科在内的许多学科领域，都不可能达到如此理想化的目标，在术语的实际使用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对于同一名称，各家各派常常分别赋予不同含义，用来指称不同概念；有些相同或相近的概念，却用不同的术语来表示；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不同学术派别使用的术语往往有着交叉重叠的关系，需要仔细地甄别厘清。

本文以传统文字学术语为例，系统分析传统文字学术语的特点，考察传统术语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提出对于传统术语使用的建议，希望相关研究结论能够为传统学科术语的规范使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传统术语的主要特点

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源远流长，一直发展承续至今。在目前通行的人文学科术语中，既有传承有自的传统术语，也有现代以来才产生和通行起来的现代术语。所谓的传统术语，一般是指从古代直到20世纪初所产生和使用的术语[3]。传统术语大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构成了传统人文学科知识体系中十分有特色的部分。通过对传统文字学术语的分析考察，我们发现传统文字学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第一，传统术语往往采用“举例式”或“例证式”方法进行界定，缺乏明晰的解释说明，体现了学科的“人文性”特征。例如，古代典籍中有“读若”“读如”“读为”“读曰”等术语。“读若”也称“读如”，多用于拟声注音。《说文·口部》：“哙，咽也，从口，会声，或读若快。”《礼记·少仪》：“祭祀之美，齐齐皇皇。”郑玄注：“皇，读如归往之往。”因此，一般说来，“读若”“读如”的功用是“拟其音”。而“读为”“读曰”的功用是“易其字”（即所谓的“破假借”）。但是，有时候这几个术语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有时“读若”“读如”的作用和“读为”“读曰”相同，也是用本字来破假借字。如《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因此，古代學者对“读若”这个术语的性质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段玉裁主张“读若”是用来拟音的；第二，钱大昕认为“读若”是用来说明假借的；第三，王筠则主张“读若”既是用来拟音又是用来兼明假借的。术语界定不够清晰严整，易导致使用上的混乱。

第二，许多传统术语的含义较为丰富，甚至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时需要结合具体的上下文来理解。例如，文字学中“古今字”这个术语，最早是汉代学者郑玄提出来的。《礼记·曲礼下》云：“予一人。”郑玄注：“余、予，古今字。”《诗经·小雅·鹿鸣》：“视民不恌。”郑笺：“视，古‘示字也。”经学大师郑玄所创立的“古今字”术语及其示范性用法，对后世影响很大，郑玄以后的训诂家，如颜师古、高诱、韦昭、司马贞等，对古今异字的训释一般都沿用郑玄创立的体例[4]。但是，该术语在后世典籍文献中的含义却十分丰富，不易把握。比如说“古今字”这个概念中的“古”与“今”如何把握？《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把“绔”和“袴”作为古今字。后来“裤”字通行之后，“袴”也成了古字。对此，段玉裁解释道：“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5]94

第三，传统术语在学科概念体系中的分布往往不够均衡。例如，传统术语中用来表示与“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字体”有关概念者居多。比较而言，传统术语在文字学概念体系的其他方面则分布较少。比如，属于汉字结构范畴的常用术语有“独体”“合体”“偏旁”“部首”“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省形”“省声”等；属于汉字字体范畴的常用术语有“钟鼎文”“彝器款识”“玉筋体”“垂露篆”“蚊脚书”“科斗文”“古文”“籀文”“壁中书”“秦篆”“隶书”“古隶”“隶古定”“草书”“行书”等。在古代一些关于字体和书法的著作中，还常常给一些花体字命以专名，如“龙爪书”“韭叶书”之类，动辄达十几体甚至几十体。学者指出，这些“对于古字体名的推测，多不可靠” [6]。

二术语使用中的主要问题

显然，传统人文学科术语有鲜明的特点，在实际使用中也存在一些不够规范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概括来说，术语使用的主要问题有：同一概念的异称较为复杂；名称所指的概念意义不清晰；概念之间有交叉重叠现象。

（一）异称复杂多样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使用规范术语的意识淡薄，以及研究者在学派、师承等方面的分别等原因，传统术语中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术语表示同一个概念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现象正是术语规范工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例如，先秦时代，人们称汉字为“文”“名”“字”“书”或“书契”。《左传·宣公十五年》：“夫文，止戈为武。”杜预注：“文，字。”《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因此，“书”“书契”这些名称也都指的是汉字。

“文字”连称始于秦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琅邪台石刻有“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之语。秦以后，“文”“名”“书”“书契”等名使用渐少，“文字”一词流行开来[7]。清代段玉裁对“文”“字”“名”“文字”这几个名称做了很好的概括：“《周礼·外史》《礼经·聘礼》《论语·子路篇》皆言‘名；《左传》‘反正为乏‘止戈为武‘皿虫为蛊皆言‘文；六经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书文字，此言‘字之始也。郑注《礼》《论语》皆云‘古曰名，今曰字。按：‘名者自其有音言之，‘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统言之，则文字可互称。”[5]754

“书”“名”“文”“字”“文字”这些术语本是古代不同时期用来指称汉字的异称。在不知道有汉字以外的文字存在的时候，它的指称是唯一的，不会产生理解和使用的混乱。但是在知道汉字以外尚有别的文字的时候，尤其是要与别的文字加以区分的时候，就有必要在它的前面加上一定的修饰词，重新造出新的名词来。在历史上大概有两次比较突出的事件导致这种必要：一是佛教的传入需要将梵文经书译成汉字，二是随着蒙古入主中原而出现的需要将蒙古文与汉字进行区分。例如，南朝梁僧祐的《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或善梵文而不了汉音，或明汉文而不晓梵音。”《元史·兵志》：“造蒙古汉字文册以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文”“汉字”等异称又应运而生了[8]。清末切音字运动兴起，“汉字”一词遂成为较为通行的文字学术语。特别是经过了五四时期“汉字革命”风潮以后，作为术语的“汉字”“中国文字”等逐渐成为常用词进入了普通民众的使用领域。

（二）术语的概念意义不清晰

有些传统术语的概念意义一直较为模糊，理解和使用时需要仔细加以辨别。例如，“大篆”一词从传统的用法上看，其含义一直不够清晰稳定。

“大篆”本来是指“籀文”这一类时代早于小篆而风格跟小篆相近的古文字而言的。但是，从汉代开始，学者就常常在“籀文”与“大篆”之间画上等号，如《汉书·艺文志》自注和《说文叙》就是把“籀文”又称作“大篆”的[9]。这种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大篆之名上别乎古文，下别乎小篆而为言。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5]757

现代学者使用“大篆”这个名称的情况更加复杂。裘锡圭曾对此做了这样的概括：“有人用大篆概括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古人也有这样用的），有人称西周晚期金文和石鼓文等为大篆（这也是比较旧的办法，由于石鼓有些字的写法跟籀文相合，过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时的刻石），有人根据王国维的说法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称为大篆，唐兰先生则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把‘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文字称为大篆。”[10]为此，裘锡圭建议，为了避免误解，现代学者最好干脆不要使用“大篆”这个名称。

（三）概念有交叉重叠

传统文字学有些术语表示的概念较为相近，重叠和交叉现象时有发生。例如，“部首”和“偏旁”这两个术语有时就不易分别，使用过程中常出现概念交叉的问题。

先看“部首”和“偏旁”的来历和大致使用情况。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依据形体结构的线索，把9353个汉字归并为540部，每一部的首字即为部首。《说文》并未出现“部首”这个术语。《说文叙》云：“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后叙》云：“五百四十部，其建首也，立一为端。”因此，学者一般认为“部首”一词应是后世合“部居”和“建首”二词而形成的。因此，若以《说文》为据，部首应是指字书中按照偏旁归类，用来统辖一组字的首字。但事实上，从东汉到现代，部首从含义到具体数量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偏旁”这个文字学术语是在唐宋时期开始通行起来的。唐代张参《五经文字》序例云：“近代字样，多依四声，传写之后，偏旁尽失。”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简易。”不过，古代学者所说的偏旁有时是用来指《说文》部首而言的。

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偏旁和部首划分的角度不同：偏旁是对合体字进行直接分析时所提出的概念。部首是字典辞书中对汉字进行归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但两个概念的外延经常有包含或交叉关系。若以传统的偏旁与部首概念为考察对象，那么二者间的关系应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即部首是包含于偏旁之中的。换句话说，所有的部首都是偏旁，但并非所有的偏旁都是部首，偏旁大于部首。若以现代的偏旁与部首概念为考察对象，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应是交叉关系，部首偏旁之间有部分重合。就是说，有些部首是偏旁，有些偏旁是部首。这就是二者重合的一部分，如“扌、氵、山、木、日”等，它們既是合体字中的偏旁，又是现代辞书中统辖一组字的部首。偏旁与部首不重合的部分可表述为：有些部首不是偏旁，有些偏旁不是部首。

显然，对于这些概念有纠缠关系的传统术语，是我们在使用中应特别引起注意的。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

传统文字学术语使用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使用规范术语的意识较为淡薄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比较“重实用、重事实”[11]，“重实践而轻理论”[12]的倾向较为明显。这反映在术语使用中，就是“个人化”的特点较为突出。人们往往根据个人对于概念的理解或根据学术门派、传承对于术语的使用习惯来确定术语的名称，而不太深究术语使用的规范性，这就容易导致术语使用的混乱。例如，汉代中期以后逐渐成熟定型的隶书字体，现在一般称为“汉隶”，但是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此概念使用了多个称谓，分别有“八分”“今隶”“分书”“分隶”“八分书”“楷隶”等，命名的角度不同，或取字体特征，或取时代早晚，多有分歧。再如，在甲骨文发现之初及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学者从出土地点、刻写方式、记录的内容等方面，分别给出不同的名称，大体有这样十几种不同的称法：贞卜文字、殷墟文字、殷契刻辞、龟卜文、契文、甲骨刻辞、殷墟卜辞、贞卜文、殷契、殷墟书契、殷商文字、甲文、龟甲文、甲骨文等。

（二）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充分

理论研究的不足，一方面使得某些相关的概念长期纠缠不清，如“孳乳”与“分化”、“大篆”与“籀文”、“结构类型”与“偏旁部位”、“异文”“或体”与“异体字”、“古今字”与“通假字”等。另一方面使得本学科的某些概念长期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例如，多年来，先后有许多学者对汉字的部件问题进行过研究，提出了十多个关于部件的定义。这些看起来十分纷乱的意见，主要是由于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分歧而造成的：①单笔画是否属于部件；②部件是否有层次性；③部件是否一定成字。显然，要想对部件这个概念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就必须对以上三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

（三）古今词义的变化

由于古今词义发生了变化，常使人们对概念的理解产生分歧。例如，“古文”一词的含义自古以来就经历了不小的变化。

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显然，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

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之后，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末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13]后来，王国维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战国时期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是正确的。

四促进术语规范使用的建议

传统人文学科术语由于历史发展、自身“人文性”等方面的因素，在实际使用中更容易出现诸多不够规范的现象或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促进术语的规范使用，也是保持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总体来说，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传统人文学科术语的规范使用。

（一）加强对传统人文术语的研究

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加强对传统人文术语的研究：不仅要加强对术语进行个案性的研究，还要重视从学科术语体系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相关术语的个案性研究是学科术语规范的基础。客观地说，这方面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常用的传统术语的来源情况如何？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与哪些术语和概念产生了纠缠关系？现在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其次，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从整体上对传统术语进行研究，以便从宏观上把握传统人文学科术语的总体特点和应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工具书应注意完善和修订术语条目，及时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大中型工具书中，也收录了一些传统人文学科术语条目，并对其加以解释说明。可以说，这些大中型工具书是一般使用者了解相关术语的含义和用法的重要途径。但从目前来看，相关工具书收录人文学科术语普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词条数量有限，遗漏较多。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仅收文字学条目60条左右，《辞海·语言学分册》仅收文字学条目105条。二是各工具书的解释说明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令使用者无所适从。例如，对于“通用字”这个术语，有的辞书把它解释为“我国普遍通行使用的汉字”[14]；而有的辞书则解释为“在使用中可相通换用的汉字，包括同音通用、同义通用和古今通用”[15] 。

此外，学术界关于学科术语新观点、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所取得的新共识，也应该及时被相关工具书采纳吸收。目前来看，不少辞书中所收入的术语条目及其解释说明显得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脚步，这样就使工具书难以发挥应有的促进术语规范使用的功能，有的甚至会产生误导使用者的负面影响。

（三）重视术语规范的宣传和推广

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人文学科既要继承历史传统，又要发扬光大，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术语研究工作自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但是，术语研究也应该注意走出学术研究的“小圈子”，应让更多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更加了解相关学科的名词术语面貌，提高使用规范术语的意识。

具体来说，可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其一，编写相关学科的普及读物，让一般民众多了解一些传统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多了解名词术语规范的知识。其二，教科书应重视术语使用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及时跟上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吸收学科研究的新成果，以便让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知识的起始阶段就能对学科术语的系统和规范情况有充分的了解。目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已经审定公布了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名词术语，如2011年公布了《语言学名词》（定义版），2013年公布了《教育学名词》（定义版）、《世界历史名词》（定义版）等。这些经过严格审定的术语条目，编著者在编写或修订教材时应注意加以吸收。其三，利用当今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在新媒体、学术推广平台上加大术语宣传的力度，让传统人文学科插上时代科技的翅膀，促进术语知识的普及，共同推动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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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许嘉璐.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