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末儒医的人生侧记.doc
张家惠
中医文化的那些事儿
每当有人黑中医文化的时候，我总是不愿意听。西医没出现的千百年间，我大中华的黎民百姓到底是怎么寻医问药、治好各种疾病的？就算西医有千万种优势，但好好一国粹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总有种对不起祖宗的感觉。
中医文化自“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开始，随着朝代的更替经历了曲折的起伏变迁。隋唐时期中医药发展最为兴盛，近代发展艰难，时至今日，中医文化“日暮西沉”，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好东西自己不珍惜，那就怪不得别人惦记了。2009年7月31日，朝鲜古代药学名著《东医宝鉴》被第九届世界记录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事一发生，又轮到中国民众群情激奋了。于是大家纷纷“拍案而起”，严厉声讨韩国的剽窃之举，开始高呼中国对中医文化的所有权。甚至还有人趁机捣乱，提出什么“全民废止中医”。如同一场闹剧般，中医文化因“剧情需要”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浪潮退去后，它却再次被遗忘在晦暗的角落。这就好像俗语说的“雷声大，雨点小”。即使慷慨激昂地“夺回”了所谓的“所有权”，但依旧不珍惜、不重视文化本身，这样的“激动”到底有多大作用呢？
其实，自西学东渐、西医进入中国起，中医事业便一直“饱受摧残”。民国时期，中医更是险些被废止。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废止旧医案”，提出中医是“医事卫生发展之障碍”，需逐渐消灭“旧医”，提倡“新医”，也就是西医。议案一经公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00多个团体，300名代表云集上海，举行了联合抗议大会，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史称“三·一七事件”。这次抗议运动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取缔了“废止旧医案”。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此后每到这一天，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只可惜，这个富有意义的节日，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
“三·一七”斗争的胜利，并没有阻止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打压，中医事业发展依旧艰难。许多杏林人士深感中医地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都积极为普及中医学术、挽救我国中医文化不断奔走呼号，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被誉为“京华名医之首”的萧龙友，也就是本篇文章的主人公。在培养中医药人才、推动中医药教育发展的事业上，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虽然当时国民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打压中医、追捧西医，但以萧龙友等人为代表的中医界人士依旧全力反抗、力保国粹。萧龙友认为，要想使中医文化不断发展壮大，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保证中医后继有人。他说：“非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与临床互有经验，不易取得良好效用。”因此，打破中医“授徒”制度、使中医学术普及于社会，就成了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
1930年，萧龙友克服重重困难，与著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并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萧龙友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
虽然在现在看来，仅仅开办了一个学校似乎并不是多大的贡献。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策打压下，国医学院的成立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学院的开办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校的局面，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新中国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出台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政策，中医事业发展的危机才有所缓解。后来，萧龙友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案创办中医大学及中医学院，后被政府采纳。1956年，首批中医学院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地成立，此后多数省份也成立了中医学院。无数经过中医学院系统培养出来的中医药人才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为中医药这一国粹的继承和发扬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虽然萧龙友等人的努力并没有阻止中医文化的继续衰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求索和斗争，才使得中医文化没有过早地后继无人。
对于中西医之间无谓的斗争，萧龙友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在《七律》中写道：“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诟，志士终归要有成。友国维新真得计，吾华蔑古太无情。一兴一废关强弱，不敢相从要品评。”他不仅尊重中医同道，也不排斥西医，倡导中西医结合。他认为中医西医皆是科学，相信中西医可以取长补短，同为治病救人之道。他既反对中西医互相攻击，亦反对中医妄自菲薄。在中西医结合治病的历史上，他还开了个先河。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医备受歧视，中医大夫是没有资格进出医院的。当时北京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前身）的德国大夫狄博尔因闻萧龙友大名，屡次约他会诊，所会诊患者多为患疑难棘手之病，如子宫瘤、大脑炎、黑热病等，萧龙友常常仅用中药就将这些患者治愈，使德国医生大为惊叹，并从此允许萧龙友进出德国医院，病人也尽择其诊治。萧龙友声望由此与日俱增。据称，萧龙友开创了当时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也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疾病的先河。
年少成名、挂印弃官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川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遍及内江、简阳、双流、彭山、犍为、眉山、井研、什邡等地，省会成都死者数千人，棺木销售一空。由于疫情太过严重，许多医生都因惧怕传染，不敢出门医治。关键时刻，年仅22岁的萧龙友挺身而出，约同当地医生陈蕴生沿街巡治，给患者施以中药，很多病人因此转危为安。经此一事，萧龙友声名鹊起，人称“万家生佛”。这便是萧龙友医师生涯的开端。
萧龙友为医，既无家传、也无师承。能成为“京城名医”，全部都是他自学的结果。因自幼对中医学感兴趣，他读遍了家中所藏的所有医书，并且经常出入药铺，对每味草药的品种、形态、功用都要仔细研琢，加上母亲常年体弱多病，更坚定了他学医的决心。他勤奋钻研，开始逐渐参透医学之奥秘。
清光绪23年（1897年），萧龙友赴京朝考，获丁酉科拔贡，殿试后，充任八旗官学教习，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时局动荡，连累着他的仕途也不太平。他先历任济南、淄川知县，戊戌变法后，全家迁至青岛避难，后又辗转至济南。1914年，萧龙友又奉调入京，任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实业债券局总办、国务院参事等职。期间住所屡次搬移，最终于1921年定居西兵马司胡同22号（现59号）。
虽在官场，萧龙友却从未间断医学研究，不仅精研中国医学经典，并且浏览了许多西医著作，在公余之暇常给人看病行医，颇有名气。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遂聘请萧龙友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他也因此取得了医师资格。
由于对官场的厌倦，又深感自己实在不是“体制”内的人，继续为官于国于民均无益，再加上自己从小的心愿，萧龙友便萌生了弃官行医的念头。他在《息园医隐记》中写道：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即以名位论，不过一中大夫耳。况当叔季之世，并此亦不能得邪？四顾茫茫，得藏莫测。内人告余曰：“子非深于医者邪？即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倘能舍彼就此，我闻医亦大夫也。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果如是，吾将与子偕隐而终老。”余曰：“诺。”乃卷藏退密而业大夫之业，因自署为“医隐”焉？是为记。时在壬子之冬（1912年），越十七年已巳（1929年）刻于扇骨。
如上所述，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后，萧龙友“挂印弃官”，实现了多年的行医愿望，正式踏上了他“悬壶济世”的道路，也因此他成为了中华民国时期北平仕转医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曾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任弼时、朱德等很多名人诊过病，其医术之高超，一时间传为佳话，在当时还有很多广为流传的行医轶事。
1929年1月，梁启超患病便血，事前曾赴协和医院检诊。医生诊断为肾上有病，必须手术切除。梁公放心不下，驱车前往萧府求诊于龙友先生。切脉后，萧龙友对梁公说：“阁下肾脏无病，应该慎重行事，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但梁公坚信西医，仍赴协和医院手术，果不出萧龙友所料，梁启超最终还是死于手术刀下。后经病理解剖，梁启超肾完全健康。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教授于治丧时，在讣告后所撰《梁启超先生传略》中，将治疗的全过程予以披露。
北京皇城根街陈同孙先生的夫人产后虚弱，病情危急，好多医生都感到束手无策，便请来萧大夫为之诊脉。这时陈同孙夫人的堂妹正骑自行车放学归来，听说萧先生来看病，便也请他顺便诊治一下自己月经不调之症。萧大夫给这位小姐把脉后，乘无旁人时，轻声对同孙先生说：“尊夫人的病，别看十分严重，包在我身上。只是小姐的病不大好治，恐怕过不了八月节……”陈同孙先生听了很吃惊，忙问为什么。萧大夫回答说：“治疗晚了，体内的淤血药力已经打不开了。”送走萧大夫，陈同孙先生半信半疑。一个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倒不要紧；一个尚骑着脚踏车上学，倒十分危险。这如何令人相信？当时说这话是端午节前后，不久就炎夏来临，学校放暑假。已是卧床不起的陈夫人在萧大夫多次诊治处方服药后渐渐好了起来。而那位小姐却在暑假中日渐消瘦，秋季开学便病卧床头，果然在阴历八月上旬去世了。
由于萧龙友医道精妙，在古都北京，他的大名妇孺皆知，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推崇和信赖，被誉为“京城四大名医之首”。当时有一句话称：“南有陆渊雷，北有萧龙友。”更有人特作七绝一首来盛赞他的医术：“妙手回春众口夸，清芬世德冠京华。医国医人终不息，黄昏更灿漫天霞。”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医学高度重视，萧龙友因其高超的医术和为医学界做出的贡献获得了多项荣誉。1955年，萧龙友还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委员。
仁爱赤子心
明代著名医学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分别提到了医家与病家的“十要”，医家的第一要乃是“存仁心”，而病家的第一要则是“择名医”。同时，他还用“病家求医，寄以生死”来形容医患之间生死攸关的密切关系。而中医文化发展千百年来，虽学术每有更新变化，但始终不变的则是对“医德”的要求，也就是所说的“仁心”。
现在的医生是否都还能坚持着这份“仁心”，我们暂且不做评论，但这位清末儒医萧龙友先生，确实做到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他常说“夫医者意也，意生于心，必心正而后意诚，意诚而后能辩证，而后能处方。”心存一颗儒家的仁爱赤子心，使得他对患者的病痛十分关切。
萧龙友用药十分谨慎，在他心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认为“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因此，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主张“临症则自为?咀”，也就是亲自以口将药物咬碎，以便确认用法用量无误。
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他不仅全部免费为其诊治，还让患者在当时的“乐家药铺”和“西鹤年堂”等中药店记账抓药，年终由他承担付费。此外，他还经常自制一些实惠药品免费送给贫困的病患。
萧龙友早年行医出诊，路远多靠马车，路近总是步行。据说，有一天在出诊路上，突然有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跪地拦路，高呼：“先生救命。”随行的管家抢先一步对其进行呵斥，萧龙友见状，急忙拨开管家，然后蹲下，拉起老人手腕，凝神闭目号起脉来。随后开出药方，自己掏出钱来，让管家代为抓药救治，并一再告诫管家说：“我们从医者，应以治病为要，为了救人，是不该分富贵贫贱的。”
夏季盛暑之时，萧龙友还令全家人熬煮绿豆汤，供给门前过往的车夫、穷人……当年萧龙友这种以仁爱之心对待病患的行为，可以说为后世医生做了很好的榜样，同时，也是对“医德忠厚”这四个字做出的最好诠释。
博学多才、广于交友
萧龙友不仅精通医术，对诗文、书画也十分擅长。他的书法造诣很深，真、草、隶、篆无一不精，很多人还专门把萧龙友开具的药方装裱成册，视为书法珍藏品。他的很多作品后来还被中央文史研究馆收藏。同时，他也爱好绘画，与著名画家溥心畬、齐白石、张大千均是好友，在艺术方面多有交流。
萧龙友文学功底深厚，长于诗词。他的弟弟萧方骐也是诗词名家，萧龙友住在西四兵马司胡同的时候，兄弟俩经常饮酒作诗。
记得电视剧《金粉世家》里有这样一个片段，金燕西为了吟诗作词，成立了一个诗社，聚集众多爱好诗词国学的人共同探讨作诗经验，而这的确也是近代中国文人生活风貌的真实写照。二三十年代间，“国风社”也聚集了一批诗人，他们都是近代旧学的代表人物，如“同光派”重要诗人樊樊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著名民主人士、作家章士钊，近代书画家、政治活动家叶恭绰等，这群人被称为“同光后劲”，而萧龙友兄弟也名列其中，可见二人的诗词造诣很不一般。
新中国成立后，萧龙友还曾被政务院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也是中医学家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人。萧龙友交友十分广泛，与当时京城的很多名流都是好友。在他七十寿诞、唱堂会戏的时候，很多名人均到场庆贺。如京城名伶言菊朋、郝寿臣、姜妙香，四大花旦除梅兰芳在外地不能到场外，其他三位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均到场祝寿。正值萧龙友七十寿诞，很多名流及平民出于敬仰，都想借贺寿之名向他赠与厚礼，为此萧龙友在寿辰之前，特意自制了木刻凸版水印诗画笺纸四百余帖分赠友人，言明谢绝一切厚赠，仅求惠赐墨宝。后在寿宴上，萧龙友将四百余幅名人书画悉数展示，贺客无不击节赞叹。佳作中有齐白石、陈半丁、汪蔼士、张伯英等画坛名宿之作；也有四大名旦及余振飞、余淑岩等梨园界书画的佳作；还有被称为“文治总统”的徐世昌赠送的“海屋长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的亲笔大字“圣济鸿功，行仁得寿，清芬世德，肆美多贤”；名医孔伯华亲笔题字的工笔画；名医施金墨自传自书两首祝寿诗等等。由于交友广泛，为人又行侠仗义，萧龙友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北平中医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