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pdf
王丽英 董志鹏
摘 要 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史学在近代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嬗变之路。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在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两者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形成了契合相融的基础，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现中国化的关键。
关键词 传统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8.01.069
From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to th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ransmutation and Sinicization
WANG Liying[1]， DONG Zhipeng[2]
（[1]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han， Hubei 430023；
[2] Guiya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From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to the new history and then to th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hinese history has undergone a difficult transition in modern times. Althoug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fundamental motive for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oth have a strong concern for reality and form the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ion. This is exactly the key to the realization of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Keywords traditional histor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inicization
西方思想传入近代中国时，大多经历了艰难的本土化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学自梁启超、李大钊等引介入中国后，同样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难题。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嬗变从破旧到立新，从开放到吸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历程。
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质，但在汲取任何外来营养时，必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史学也是如此，如何因地制宜扬弃重构，是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但两者之间又颇有契合之处，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考察，可使得我们理解并把握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
1 嬗变历程：从传统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史学既是中华文明的忠实记录者，其本身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部。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史为鉴”，一般被学界称为鉴戒史学，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史学传统也步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近代新思想对史学传统的否定，学界一般认为以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发端。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呼吁开展“史界革命”，主张改造传统史学，创立和完善新史学。随之其后，胡适、傅斯年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主张，总体而言都是要建立“科学”模式的历史学，将传统史学从经世致用的政治“工具”改造成符合西方学科分类模式的一种纯“学问”。一时间，科学主义的新史学观蔚然成风，成為引领潮流的时尚之选。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作为自幼饱读诗书的新派知识分子，思想深处已经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传统烙印。他认为新史学的目的在于探求历史的“公理”、“公例”并为现实所用，并且他还将史界革命上升到了与国家命运相关的高度，“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他的“新史学”在“器”的层面彻底背弃了传统史学，但却依然深合于传统史学之“道”。
科学主义新史学的继承者们则走向了思想的极端，主张全盘借用西方学科模式，彻底打破传统史学的模式与框架，创造“为学问而学问”的“历史科学”。他们大多自少年时代就在国外求学和生活，对传统陌生和淡漠。他们在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的时候，呈现了时代性的矫枉过正，抱着决绝的态度，抛弃一切带有传统印记的东西。罗志田先生指出：“20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传统史学理念基本未曾进入研究者的思想资源之中。”[2]
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近代传入中国众多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并且一段时期影响甚微，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主义等都曾经有过一时的风光。瞿秋白曾说：“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楚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实一般的社会思潮大半都是如此。”[3]
学界公认，早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大钊所做的杰出贡献。李大钊身兼革命家与学者于一身，尤专精于史学，他在20世纪早期的活动及成就几乎就是一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介绍；1920年，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在北大史学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向青年学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1924年，李大钊史学研究集大成式的作品《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要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史学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4]正是通过李大钊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从无人问津渐到闻者甚众，并逐步从众多学说流派中脱颖而出。
2 根本差异：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认定不同的历史发展动力
荀子有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5]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历史发展中有某种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力量，但是受时代所限，古人将其归结到渺不可知的“天命”，“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6]并建立起一整套以“天”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在这套理论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存在，“人”只是“天”外化出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完全顺应乃至彻底回归到“天”这个至上的所在，实现“天人合一”。这种观念同样深刻的影响着史学观，在传统史家们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王朝兴衰的是天命，是冥冥之中不可战胜的力量，历史的进程只不过是天命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往复而已，所谓“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7]统治者所能做的就是顺应天命，从而永保江山，“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8]遵循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天道。而大众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匍匐在“天命所归”的统治者脚下，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为一代又一代的“天子”效命。
马克思史学则对传统史学的“天命”观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纯粹“科学化”的新史学动摇了传统史学的根基，但是对于到底如何面对史学中的若干根本问题，如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是什么，历史有没有可认识和把握的规律性等等，新史学并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明确回答了这些问题，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如下：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其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被视为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其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主要以生产关系作为标准，人类历史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演进。也承认个别国家、民族可能跨越某个社会阶段，然而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而言，则坚持单线发展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说，亦称五种社会形态说，或五种生产方式说。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并不否认人的自主活动，但强调必须按照客观必然的历史规律行动才能成功，否则便要失败。
3 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具有相同的现实关怀
虽然在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发展壮大，却又与传统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深入骨髓的实用性与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产生了高度的契合；同时，传统史学仍然在学术领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吸收一切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的营养：“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9]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表面上看起来是舶来品，实际上是传统史学观在新时代的自我演进和发展，是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一个经典范例。1923 年，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做出了这样的阐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将来中国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0]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生长的预设。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厚重的国家，想要完全打破传统绝非容易，更遑论要在打破的基础上建设新的体系。而且，中华文化自古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特质，可以汲取外来营养，但前提必须是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试图完全抛弃自身，全部重构，并非明智之举。新史学主张“为学问而学问”，在纯粹学术领域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但它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使得近代国人在落后挨打的现实中，又似乎失去了古代。此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使得国人看到了希望，他们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发现，原来西方列强也不过处于社会发展中的某一个阶段，而中国人只要努力把社会形态向前推进一级，就可以和列强平起平坐了！
虽然我们在认识客观规律方面有过以血泪为代价换来的失败教训，但更有着成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结合已经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以近现代的革命历程为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意识形态，但面对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又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中共长期实施了一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在绝大部分中共实际控制的乡村区域里，帝国主义侵略还是相对间接的，那里的‘半封建因素的确要强过‘半殖民地因素很多。因此，就诠释中共革命的胜利而言，‘半封建因素可能确有更直接的相关性。”[11]由此推论，近代中国随着面临着列强的入侵这一严峻问题，但在广大内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根本问题仍然是古已有之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近代中国政权面对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王朝周期律在新世纪再次展现的可怕力量。只不过，由于和列强入侵裹挟在一起，这种力量表象特征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毛泽东作为深刻了解中国历史的革命家，能够最终领导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以史为鉴”的作用不容小觑，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史学结合的一件力作。实践证明，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尤其是在复杂动荡的年代有助于人们把握方向，“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潮往往出现在社会急剧变革之际，这恰恰说明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往往在历史巨变之时才能得到充分的凸显。”[12]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首新中国建国后那段历史的时候，很容易评判当年的人们是多么幼稚，多么冲动，竟然以为可以凭借人的意志直接跨越资本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美好世界。然而，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是近代中国在外来压力下的过度反弹。时人对这段历史留下了这样的记忆：“早在1953年，我们就不顾中国当时各方面都极其落后的实际，不顾客观上除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以外，急需通过各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以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实力并尽速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却贸然的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铲除仅有的一点资本主义成分。在此关键时刻，面对这种严重的战略性错误，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不仅毫无警觉，反而大为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的宿愿即将实现。”[13]
我们不能不对时代的悲剧感到惋惜，也不能不对那一代中国人的探索精神表示敬意。从这个视角，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之路是多么的艰难曲折，因为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必须自己走的新路。
4 未来展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与现代化
新时期以来，史学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有学者继承近代新史学的衣钵，认为传统鉴戒史学已经失去了时代价值，“通过对鉴戒史学的反思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分析，应该看到，破除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迷信，变革治史目的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14]
对于这一类思想，早在近代就有学者做出了鲜明的回答。近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指出，以史为鉴绝非因循守旧，“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之理？ 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以史为鉴的方法，“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15]
现代系统论认为，随着系统组成部分的增加，系统整体的复杂性是以乘数效应递增的。当我们探求历史规律问题时，也可以明显发现这一现象。对于一个仅有10万人口的国家和一个有10亿人口的国家，同样开展一项变革，其难度之迥异不言而喻。这也意味着，对于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想要总结其客观规律，其难度要远远大于相对微小、简单的社会系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出了历史规律的必然存在，但如何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又如何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则此事之所以如此，彼事之所以如彼，无不有其所以然。偶然者，世事之所无，莫知其然而然，则人自不知之耳。”[16]
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曾经多次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真理，后来却又发现“真理”是站不住脚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而且，由于社会科学中人的主观性因素，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复杂。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认知的客观规律绝非中国传统史学中遥不可及的“天命”，人类是可以认识这种规律并且加以把握的，然而，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们低估了认识和把握这种规律的难度。
今日，当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之时，不得不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我们应当倍加珍惜的宝贵财富。时代虽然在改变，但只要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没有变，那么深入探讨这些基本问题的学说就不会过时。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科学，特别是那些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的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的学说，生命力则久远得多。中国史学的发展，必将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呈现出新的鲜活的生命力！
參考文献
[1] 梁启超.新史学.新民丛报，第12期.
[2]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6）：136.
[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3-24.
[4] 朱文通.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史学要论》为中心进行考察.保定学院学报，2011.24（1）：8.
[5] 荀子 天论.
[6] 汉书 董仲舒传.
[7] 司马迁.史记 平准书.
[8] 汉书 董仲舒传.
[9] 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471.
[10]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508.
[11]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 会科学研究，2008（6）：137.
[12] 尤学工.论史学社会化.学习与探索，2011（1）.
[13] 李靖炎.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炎黄春秋，2006（4）.
[14] 任奇正.鉴戒史学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3）.
[15] 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
[16] 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