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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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术语
2019年05月24日 23:24

2. 回溯的吃亏似然性得分对社会经济地位的预测作用.不同颜色的...

龚琪峰

摘 要:严复以“计学”对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economics,该译词凸显了20世纪中国“经济学”概念转型的一次尝试,然而东洋“泊来品”——“经济”(之所以置“泊来品”于引号之内,皆因“经济”一词中国自古有之)后来却逐渐占据中国近代经济话语的主导地位(至少从economics的对译术语角度而言如此)。作为承载与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表达系统,语言在知识本体与对象客体间架起了解释和理解的渠道,而本体(ontology)是用来描述一个系统内部知识体系的架构。人文社会术语因其特殊属性对当今计算机形式化语言下的知识本体构建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开辟了本体视角下术语翻译的新维度。文章借西方术语 economics于近代中国的本体转型在多元译词上的反映来凸显近代术语翻译中的术语概念演变,本土语言资源选择与词汇化过程,翻译的术语化过程以及术语传播与效应,以期对中国近代术语翻译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经济,本体论,术语翻译,近代

中图分类号:H083;H159;F0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8.02.001

Abstract: “Jixue”, a term by Yan Fu to translate “economics” in Adam Smith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nessed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in modern China. Nevertheless, “jingji”, a term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China, was reintroduced from Japan 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has been dominating economic discourse since then. Language, as one of the expressive systems to impart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oul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ontology and its objects. Ontologies are commonly defined as specifications of shared conceptualizations and one of its applied sides is the specification of shared conceptualization in certain domain. Terms (as the basic expressive units of knowledge and thoughts in certain domain) are supposed to comply with the certain requirements considering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erms in social science. The exploration of uniformity and compatibility of “jingji” and term translation in modern China can be perceived from a) the absorption,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ncept, b) the selective realization of native linguistic resources and lexicalization of term translated and c) commun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erms translated.

Keywords: economics, ontology, term translation, modern China

引 言

術语翻译活动始于源语中的术语而终于目的语中的术语事实,其翻译对象为源语中的“术语”,而翻译结果则是在不同语言文化间形成“表示同一概念的等价术语”[1]。可见,在概念同一基础之上,术语的等价性就成为判断术语翻译活动的标准之一。因此,术语翻译活动既要探究异质文化间的概念“同一性”问题,又要考虑建基其上的“译词”所指称术语与源语术语的“等价性”以及译词在目的语中概念和语言层面的适配问题,因此术语翻译活动是一种多重交互活动。换言之,概念、知识、学科,甚至文化各层面的等价问题贯穿术语翻译活动始终,那么探寻术语本身的知识本体便为解释各层面的等价提供了深层解释路径。知识本体(ontology) 是用来描述一个系统内部知识体系的架构。当前本体论用于术语研究,认为“‘概念就像一个文件夹, 把相关的文档收在一起,而不用去管它的书写语言是什么”[2]。换言之,本体术语学建基于概念互通之上,而不同术语仅是共通概念(shared concept)在不同文化中语言的差异呈现。另外,当前的本体术语学以科技术语研究和共时性研究居多[3]。然而隆多指出:“如果说,对于一种语言中的某个特定术语在概念和名称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的术语对比中却不存在。术语的这种语言现象服从这样一条语言规律: 每一种语言都按照特有的方式反映现实。这有时能够导致一种语言中概念与另一种语言中的概念相互对应, 但有时也能够导致重大的差异。”[4]人文社会科学术语所具备的特殊的文化取向,更加剧了差异的存在,即“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术语翻译工作而言,往往会出现‘差异多于‘对应的情形,这主要由其文化性本质所决定的”[5]。概念间的差异在人文社会科学术语的历时维度考察中进一步放大,因为“人文社科研究本质上属于‘互补型研究,不同研究范式或派别、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或是不同民族、国别的研究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彼此不可替代或超越,其评价标准也是多元的”[5]。正如罗森(Tony Lawson)对于社会知识域中新兴属性的界定所述:“以往的社会元素被重新组合成为新系统并且新系统的创新性与以往的元素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6]因此就人文社会科学术语翻译视野中的本体论而言,首先要关注已有的本体元素,其次是已有元素重新组合的过程和结果,再次是组合后的系统的创新性,最后则是新系统本体的社会语境。因此,社会领域的知识本体需在上述方面进行历时性和社会性的考察。本文借近代中国对译西方术语economics(economy)①的本体转型在多元译词上的反映来凸显近代术语翻译中的术语概念演变,本土语言资源选择与词汇化过程,翻译的术语化过程以及术语传播与效应,以期对中国近代术语翻译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一 本体论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经济学

“经济学是研究与物质资源相关的人类活动中的‘经济世界,而经济世界则包括主客体两个部分……同时,经济世界也是社会协调个人知识的过程。”[7]可见经济学的社会的历时维度始终伴随其左右。“与计算机学科视野下的知识本体(最终是人工产物)相比,人文社科的本体作为社会中的一般对象,无论从发现过程还是最终结果来看都是社会过程(即进化本体论的角度),而非外部事件(与之相适应的是机械的本体论视角)。经济学本体由经济体系中层出不穷的新的经济事实的描述和发现并且与其所处时代紧密相关。”[7]因此当把经济学相关概念置于历时维度中考量时,经济学的本体也会呈现多元化和社会化趋势。相应地,经济学术语本体也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描写和考察: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事实,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组织的系统性。

西方经济学自18世纪从家政学的转型与西方近代社会的兴起同时发生,进而从家庭管理进入社会管理和财富分配,对经济学本体的认识是逐渐发生转移并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标志,推崇个人权利和契约精神。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生计和贫困问题又对个人权利和契约精神产生了质疑,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伴随着西方近代社会一同出现,把社会个体从家庭层面引入群体或者社会领域,从而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會关系。换言之,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是以经济活动本身对社会在政治、权利等领域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否存在作为判定标准的。反观中国传统经济学,与社会政治一直未曾明确分离,其社会属性一直伴随左右。中国传统社会将国家看作家庭的放大,家庭和国家政治从未被明确划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因此在这种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中,政治文化和家庭生计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即儒家伦理纲常维系经济条件的保障。中国传统的“经济”概念多用于指涉经世济民和治国理政之术。如前所述,术语的社会属性和概念指涉实则是近代社会转型在语言层面的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的选择机制既是社会转型的动力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那么术语选择机制的社会维度也正符合经济学本体对其社会性和历时性的要求。

二 economics译词中的本体及其转型

正如英国新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说:“所有的概念都不是中性的‘工具。”[8]近代经济学术语译词的多样化正是中西经济学本体差异及中国传统经济学本体转型过程在语言层面的反映,游走于新旧社会资源之间并通过各派别的不断阐释,经历了“器物之属”“体用之间”和“中西融通”,最终确立了“经济”一词的主导地位。

1. 器物之属

传统经济学本体是社会阶层秩序维持及整合,道德笼罩下的经济学观念始终没有走出道德约束机制的藩篱,这种导向在近代经济术语译词上可窥一斑。“经济”作为西来economics的译词始于晚清入华的新教传教士(冯天瑜《经济辨析》对此进行了梳理,方维规也有所梳理,但未提供译者),但西方传教士多侧重于“经济”的政治性古典义,即“经世济民”和“经世济俗”,而中国晚清学人就economics的翻译进行了诸多探索,如富国策、银学、计学、生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等,清朝学部审定的译词为“富国学”。从表1可以看到,近代中国语境内economics译词的纷繁复杂。

上述种种尝试均意味着晚清学人力图摆脱“经济”的传统政治含义,转向西式国计民生的近代经济要义。“西方概念和词汇通过本土词素整合进汉语的路径……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借用的不是词汇而是概念。”[10]

可见,对中国近代术语翻译现象的梳理需分析概念层面的“借用”及其语言手段的选择。从表1中的译词可以看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economics走入中国近代学人视野并以“生计”“富国”“理财”“养民”等作为其对译词,其后所属学科界定多为学、计、策、道等。概念是以词为基础的,每一个概念一定与某个词相联系,但并不能够说某个词就是一个概念。只有当一个词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下来之后,才成为大家接受与认可的“概念”。正是这些共同接受的概念构成了人们进行社会阐释和活动的场域。经济学虽在学人认识层面上纳入经世之说,但在译词上依旧保留了“策论”“银学”“理财”等。虽然其间“济民”说比重上升,但其出发点均为辅助儒家伦理社会。此一时期,正是中国洋务运动兴盛之时,引进西方器物和发展国防现代化,但不能与儒学的基本价值相矛盾;同时,洋务运动强调与民休息,以恢复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破坏的农业生产,其间部分洋务派人士主张将经商、兴利作为国策,加入经世致用之列,然而这些均是以不触动儒学根本社会形态为基础的。换言之,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的“经济”在中国的译词是时人在肯定社会基本形态的前提下,对传统知识进行的调试与选择。此阶段economics的译词多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巩固儒家伦理的社会形态的工具,因为中国传统经济学观点与西方economics在本义上存在巨大差异,西方的economics并不能触动中国传统,但是却可以成为有力的“器物”以巩固中国社会的正常运作。传统经济学中的经世内容依旧占据经济学本体的主流,虽有部分调整,但并未成为新的知识体系。正如王汎森所述:“弄清楚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版图、轮廓与内容非常不容易,在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但是变化穿凿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传统士人在面对危机或是面临重大转折时,一再想象的解决办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11]这一论述也恰恰呼应了近代初期士人面对西方概念时所采取的复古和反传统两个看似对立却又紧密关联的态度。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对于“生计”的关注其实已经触动了传统家国同构的传统认识并凸显了个人权利层面。同时从知识本体的社会经济事实角度而言,传统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封建小农经济和建基于其上的伦理社会随着洋务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也逐渐改变。

2.体用之间

甲午战争的失败摧毁了自洋务运动以来所建立的对西方文化的工具性认识,让国人意识到了坚船利炮之外还要有先进的文化与政治作为保障。洋务运动“器物”之属与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体”并不矛盾,然则少数士大夫阶层也认识到传统经世思想不足以抵御西方冲击,进而开始探索西方学说如何用以巩固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洋务运动时期存在西学中源说的倾向,西方在甲午战争之后才真正走入近代中国的视野。“体用”说逐步取代了“器物”说,然而“体用”并非囿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中,所谓“体”就是根本的、第一性的,所谓“用”就是从生的、第二性的,此时转变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2],这意味着近代中国逐步意识到西方学说器物工具属性之外的社会功效。对西学的认识转型是对洋务运动以来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的重新组合,最终形成了对西学的新认识。这些对西学的新认识在economics译词上体现为译词本身游离于“体用”之间的杂糅地带。

1902年,严复以“计学”对译economics,该词代表了近代中国对西方经济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趋势最终呈现为对中国传统经济学的概念转型尝试,学界已多有论述。同时,1903年在《新尔雅》中出现了“经济”“计学”“经济学”“理财学”并列的情况。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新语词词典,《新尔雅》对中国近代新学科新词汇做了一番细致的梳理并分为14个部分,每部分又细分为若干篇并对词汇提供解释。“释计”部分首句谓之:“论生财折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谓之‘计学,亦谓之‘经济学。俗谓之‘理财学。”此间economics的译词沿用了严复的“计学”。第一篇“总释”对其所涉及的“生财”“折分”“交易”“用财”和“财政”等做了具体解释,篇末把“计学”分为纯正计学与应用计学两类,应用计学又进一步被分为“富国策”(即“以计学原理为标准,而就生计之现象分别研究处分之法”)和“财政学”(即关乎“国家之岁入、岁出、岁计预算及公债之方法”)。从《新尔雅》对经济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初时人尝试着将经济严格限定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之内,进而逐步剥离“经世”在道德层面上的牵连。然而,“计学”并未得到时人认可,“生计”等其他译词依旧广泛存在。

如前所述,虽然“体用”之说摆脱了洋务时期对西方知识的工具主义认识,但是学习西方不能损害中国传统的“体”。从表1可以看到,“计学”之后,近代学界虽已出现用“经济”来指涉economics的现象,然而在“体用”说的观照下, 20世纪初economics译词从“计学”到“经济”都是对传统经济学因素在近代的系统化尝试,“计学”试图打断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系统之间的前后相继,尽力保持其纯粹学理之说,《新尔雅》则记录了时人的努力。然而,“无论是清廷和办新政的绅士用‘经济指涉现代工商,还是革命派和改良派接受日本用‘经济翻译economics,二者背后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在接受外来观念时,仍然把道德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中国在接受西方各种观念时,都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制约。”[13]该时期“经济”译词可视作在体用之间寻求平衡的过渡性尝试,既保留了西方经济学要素,又暗含了中国传统经世之说。

3.中西融通

自20世纪始,“经济”一词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经济”二字连为一词,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中对古代汉语进行检索,共出现644条相关语料。据该语料库关于古代汉语语料一级目录使用说明,共有明确朝代标示的语料为280条,分布如图1。

“经济”一词在清末虽与西方经济学有所牵连,但“体用”之关涉是其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民国时期“经济”二字连为一词出现了又一高峰。“經济”一词的回溯正是通过特定的或综合的叙事模式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产生作用。清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外学者皆有论述,特里司各特(Paul B. Trescott)认为“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中,明显地存在两股力量,一是西方在华人员主动传播(push component);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阐释、传播和调整西方经济思想,如马建中、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等(pull component)”[14]。可见传教士群体与中国知识分子发起或参与的翻译工程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15]西方在华人员主要是传教士,他们对经济学本身就一知半解,而且大多不通汉语,翻译活动主要采用口译外加中方人员笔述的办法,因此方维规整理的表格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译词,而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留学生的译本则占据大部。

马西尼分析中国近代词汇形成时曾论述:“20世纪初,日语成了新词的矿藏,由于迫切需要新词,它受到了汉语词汇的欢迎。这种本来是纯粹的词汇现象,却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思潮有了密切联系……在世纪之交,语言问题被看成了政治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16]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的文化流向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文化开始回流中国。此外,在明治维新中“文明开化”的价值取向下,西方思想开始大量涌入日本,与之相得益彰的是日语地位在东亚文化圈的提升。“明治维新以后日语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国语的转变,并与西方文明紧密地连在一起,成为传递新知识的载体。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地区发现通过日语可以短时间内接受西方的新知识,日语在历史上首次成为非母语使用者的学习对象……从‘方言演进成东亚的强势语言。”[17]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中国自洋务到维新再到新政,无一能挽救颓败的局势。儒家伦理所组织的社会形态首先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社会由独立个人根据契约而组成。对于economics译词而言,摆脱道德束缚则意味着需要对游离于“体用”之间的“经济”一词所蕴含的西方经济学因素进行重新组合。对于个人权利的重视和社会契约的强调,恰恰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经济学的标志,即强烈的社会关怀。此时近代中国语境内的“经济”一词显然已具备了西方经济学的因素与特点,而这些新的因素与特点则经过新文化运动进行重新组合。有学者对新文化运动期间“经济”一词的意义类型进行概括:“经济”一词绝大多数指涉人和社会的生计,或生产能力以及节俭之意,由此摆脱了传统的道德含义。

“经济”一词实则是文本、语义和语境三者互动的最终产品及其在中国社会主导思想潮流中留下的语言踪迹。经济学作为与社会关联甚广的学科,其社会属性为中外学者所共识。早期译词的种种尝试是维护儒家的社会基本形态在近代中国经济术语上的反映,其学科本体主要指涉中国经济观点中的家国同构与儒学社会根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概念已经进入近代中国之时,其对应译词依旧参考传统经济学本体观照下的国家关怀和社会政治远景。只有当儒家意识形态受到普遍质疑,在近代中国出现新的社会经济体,而新的社会形态成为时人追逐的对象之后,“经济”译词才开始指涉economics并逐步摆脱道德束缚,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建基于中国传统经济学因素之上的翻译活动,才逐渐让西方经济学因素走入时人视野,提供了重组传统和现代的可能性。economics一词进入近代中国后,在西方经济学本体认识上经历了“器物之属”和“体用之间”,最终“经济”一词在近代中国追逐西方社会发展类型并体现经济学社会关怀的进程中得以确立。

三 “经济”回溯对于中国近代术语翻译史的启示

中国近代术语翻译史,本质上是探寻近代社会转型在语言层面留下的蛛丝马迹,而这正是构筑时人理解和阐释社会空间活动的基础,建基于其上的语言行为又进而提供了话语体系构建和推动历史变化的因子。作为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本体术语学视野下的人文社会科学术语翻译史研究也便有了新需求。首先是不同语言文化间人文社会科学术语的概念差异性维度下的差异及解释机制描述,其次是术语翻译史中概念变迁与语言选择机制的描述,最后是术语翻译史研究的术语在知识传播中的社会功能描述。塞杰(J. C. Sager)提出的术语学三个研究维度,即认知维度、语言维度和传播维度或可给本体术语学视野下的术语翻译史研究提供解释路径。传统术语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即概念优先,且概念又是普通术语学的核心,因此对某学科知识体系中的“概念”梳理往往成为术语分析的起点。如果说概念为“经”,名称为“纬”,术语则为“经纬”相交之处,既体现了概念的“意义范围”,又呈现了概念的“语言行动”及其选择机制。重要概念的形成、传播、认同和使用的深入探讨,特别是通过对它们如何与社会政治彼此互动的途径与机制等的揭示,无疑有助于呈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的立体化历史图景,有效地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彼此割裂的认知格局,帮助人们洞悉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动力,从而丰富和深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正如英国学者朗(Long)所言:“通过翻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语言、文学和宗教传统之间的接触和影响,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发展。”[18]

注释

① 由于economics与economy译词在近代中国基本通用或译者并未过多关注二者的区别,因此本文将二者等同对待。

②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检索结果的简单统计。

参考文献

[1] 魏向清. 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的术语属性[J]. 外语学刊,2010(6):165-167.

[2] 邱碧华. 本体术语学:把术语和知识本体统一起来的范式[J]. 中国科技术语, 2016(3):20-25.

[3] 邱碧华. 近20年法国学者对现代术语学的贡献[J].中国科技术语, 2016(5):20-24.

[4] 隆多. 术语学概论[M].刘钢,刘健,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32-33.

[5] 魏向清. 国际化与民族化:人文社科术语建设中的翻译策略[J]. 南京社会科学, 2010(5): 116-121.

[6] Lawson T. Some Critical Issues in Social Ontology: Reply to John Searle[J].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16 (4) :429.

[7] Potts J. Ontology in Economics[C]// Poli R,Seibt J.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Ontology: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Springer,2010: 277-285.

[8] 伯克.歷史学与社会理论[M]. 姚鹏,等译;刘北成,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6.

[9] 方维规.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J]. 中国社会科学,2003(3):181-182.

[10] 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新词语新概念:西方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M]. 赵兴胜,等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72.

[11]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84.

[12] 张之洞. 劝学篇[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59.

[13] 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08.

[14] Trescott P B.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12.

[15] 林毅夫,胡卫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J].经济学(季刊),2001 (1):3-18.

[16]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 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17]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0:62.

[18] Long L. History and Translation[C]// Kuhiwezak P,Litttay K.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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