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术语翻译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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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术语
2019年05月26日 09:40

余世维 中国事业如何引进来与走出去

本刊编辑部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几大发祥地之一,对内而言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对外而言很早就发生了广泛的异域往来。在可考的文献中,周代就已经设置了翻译的官职(象胥、舌人)。术语的翻译在中国较早的历史时期则主要体现在佛学典籍的引介上。很多来自佛学的术语成为沿用至今的基本词汇,诸如“世界”“时间”“睡眠”“实际”“真理”“平等”“希望”“转变”“究竟”“现在”……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一些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了包括《几何原本》《山海舆地全图》《泰西水法》《遠镜说》《远西奇器图说》《泰西人身说概》等在内的一百余种科技著作,这是源自西方的科技术语第一次成规模地译入中国。清代晚期官方开始有组织、成体系地主动译介西方的科技著作。1862年,清朝政府鉴于两次对外战争的失败,深刻认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因此创立了最早的翻译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1868年又成立了专事翻译出版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可以说,这是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萌生时期,与之相伴的是各学科的术语体系纷纷建立。而随着翻译事业的大规模开展,译名不统一的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清朝政府于1909年设立了致力于统一术语译名的专门机构编订名词馆,筹备的负责人、后来担任总纂的严复在奏折中申说了编订名词馆的主旨:“其一切名词,将来奏定颁行之后,所有教科及参考各书,无论官编民辑,其中所有名词,有与所编对照表歧异者,均应一律遵改,以昭画一。”这意味着中国的术语翻译工作进入了具有规范性与统一性的新阶段。

而今世界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趋势:一是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密切,一是科技与社会进步日益迅速,新事物、新概念缤纷而至,应接不暇。这对翻译的质量和效率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翻译上若出现问题,显然不利于准确地认知和顺利地沟通。而术语翻译以其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指导性等特点更是对生产与生活有着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世界影响力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与此前术语翻译基本上是引进的状态有所不同,新时期我们不仅强调“引进来”,也要注重“走出去”,表现为一种更高水平的双向交流。而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五大重点合作领域。显然,在每一个领域,语言的沟通都是必要的前提,翻译人员旧有“通事”之称就体现出这方面的义涵。2017年和2018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后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宪法,而国家与民族之间经济上的紧密合作与文化上的深入了解,无疑是建立亲密友谊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条件,术语翻译与术语规范在此中可谓责无旁贷,做好术语双向的翻译与规范工作,对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的术语工作者和研究者也必定会与国家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一样,在中国科技术语“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贡献出自身新的智慧和新的力量,将中国的术语翻译与规范事业推向日益繁荣进步的新的高度。

2018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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