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灾难折磨坏了的日本人
平丹
灾难影响深远沉重
2011年，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随后而至的是巨大的海啸，地震及海啸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泄露，至今让日本人仍心有余悸。这场大灾难后，日本的自杀率不断攀升，患上创伤后精神压力症和心血管疾病等与压力相关病症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在福岛，因承受不住精神压力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656人。这一数量已超过地震、海啸和核电站危机加在一起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
而这次大地震对日本民族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也只是日本漫长而悲惨的历史中最近的一小段篇章而已。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列岛恰好位于西太平洋诸多板块之间，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板块的交界地带，多个板块相互挤压使日本地区的地壳活动非常活跃，地震频发。
据统计，全世界6级以上地震有1/5发生在日本群岛及其周边地区。这也导致日本每年发生1500多次地震，其中至少有两次5级或更高级别地震。也因此，公元1608至1945年间，日本东京平均每5年被摧毁一次，然后再重建起来。
对日本人的生物影响
2010年，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家以智利2008年地震为背景，对哺育婴儿的母亲及怀孕母亲，进行了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地震后3个月内生孩子的母亲体内，肾上腺皮質醇（与压力有关的主要激素）水平升高，这导致早产率升高，所生婴儿体重下降，并且婴儿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也升高。更重要的是，科学家还发现那些在地震地区出生的人，后来上学时成绩不好，体质也不强，而且即使14年后其在认知和体质上仍有“先天不足”。这表明，地震的影响可能存在于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甚至遗传给后代。
而日本人也同样受到影响。有研究表明，所有年龄段的日本人，可能都携带一种基因，使他们面对压力事件时，与日本以外的人相比，反应更激烈。面对海啸时，许多日本人大脑的眼眶额页皮质区域会收缩；这一区域与情绪调节有关，收缩现象预示着创伤后精神压力症达到了严重程度。2008年，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日本婴儿接种疫苗时，因疼痛反应而产生的皮质醇比美国婴儿多。
另外，长期面对持续的压力，人的生殖系统也会有反应，比如男性精子数量减少，女性排卵出问题，及其他生殖功能问题。长期的紧张情绪及高水平的皮质醇，还会降低人的性欲。日本著名的低出生率，与此可能也有密切关系。
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千百年来持续的地震灾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表现最明显。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绝对无法干涉自然。自然“比我们强大太多，你无法驯服它，只能面对它，而且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东京一位文学教授这样总结。
这种信念类似于古希腊哲学流派中的斯多葛哲学学派（禁欲主义），它导致在日本文化里人们几乎不谈论“压力”。任何时候，日本社会里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仅占全部人口2.5%，而美国人的比例达6.7%。但是若论自杀率，每10万人中日本有20.1人自杀，而美国则有12.6人。日本社会可谓是世界上最有压力的社会，人们很少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
日本是个集体文化的社会，弱化个人，强调集体，它对个人表达情感持否定态度，这也导致了很多日本人在表达情感、谈论压力、释放情绪时面临着社会无形的压力，比单纯地自己忍受压力（有害身心健康，甚至因此而死）更有压力。
典型的事例就是对日本影响巨大的一次灾难——1945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当时事后没过几年，谈论这些灾难就被认为是“不礼貌”的。日本社会进入一段“灾难真空期”，随后不谈论灾难、不释放自己渐渐地成为一种应对灾难的机制。但事实上，灾难压力始终在心里，不谈论反而日益郁积，日本人渐渐地“相对沉默，不时哭泣”。
于是，日本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宣泄压力，发展出“迷恋”文化，即对迷你可爱型、人物化身型、虚拟现实游戏等，表现得异常痴迷。结果，人们宁愿与虚拟的卡通人物建立亲密关系，宁愿付费去玩“相互拥抱”，也不愿与真实的人交际并处理压力。
两难境地孕育复兴精神
社会交际在缓解压力方面是极好的途径之一，但日本人却无法利用这种方式，他们面临一种两难选择—社交活动可以减轻压力，但社交本身又是太有压力的事。
这种两难境地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怪兽哥斯拉。过去几十年里，哥斯拉成为日本历史上出口量最大的人物角色，并衍生出很多副产品、续集和恶搞等。从1945年起至今，它在荧屏上摧毁东京的次数，不下28次。
哥斯拉在日本人心中不仅仅是电影里的怪物，还是释放内心压力的出口。因为人们心里一直存在一种巨大的恐怖力量，当在荧屏上看到破坏力巨大的怪兽时，那股恐怖力量就会得到释放。哥斯拉电影里，东京一次又一次遭到破坏，但总是一次又一次被重建起来。这就是日本文化里的复兴精神，它也表现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2011年日本大地震，一对老夫妇被困在大楼里长达三天，后来得到营救，被问及是否还好时，老人很淡定，坦言自己经历过1960年大海啸（20世纪世界最大海啸），这次不算什么，最后咧嘴一笑“让我们再重建一次”。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