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申报的系统要素1.选择的要素-2011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位填报分析...
А.А.列福尔马茨基著+叶其松译
摘 要：研究了术语在术语集之中的地位，术语集在语言词汇系统之中的地位。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论证词汇的系统性问题，系统梳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认为词汇既具有意义，也具有价值，构成词汇系统的基础是词汇价而非词义，词汇系统是词与词之间复杂关系构成的网络。强调术语集是词汇系统的特定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继承词汇系统的所有特性；另一方面，同一学科或领域的术语之间具有更强的系统性。
关键词：词汇系统，意义，价值，术语，术语集
中图分类号：N04；H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7.05.005
Term as Component of Lexical System of a Language//A.A.Reformatsky， Tr. by YE Qisong
Abstract：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position of term in the terminology and the position of terminology in the lexical system of special language. From a more macroscopic point of view，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ystematic problem of vocabulary， and systematically points ou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o the problem abov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a word has both meaning and value.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xical system is the lexical valence rather tha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nd the lexical system is a network of complex relations among words in system.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erminology is a specific part of the vocabulary system. Terminology in the same subject or field inherits all the features of the lexical system， and also has higher level of systematicness.
Keywords： lexical system，meaning， value，term，terminology
一
在1959年的《什么是術语和术语集》一文中，笔者提出区分术语的“逻各斯”方面（лоrос）和“列克西斯”方面（лексис）。“逻各斯”的问题是从结构上分析术语词的命名和语义意图，分析它的各种关系和潜势，是从内部研究术语词，这是以上那篇文章所研究的。“列克西斯”问题分析术语在术语集之中的地位、术语集在语言词汇系统之中的地位。这是从外部研究术语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
首先，必须再一次提出问题：是否存在词汇系统？能否把词汇看作系统并找到其系统特点？
似乎，假如支持索绪尔（F.de Saussure）“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一观点，那么不仅应当在语音和语法中找到系统并承认它，对于词汇也是一样。如果词汇不构成系统，那么词汇就不是语言。
不过，嘴上说什么是一回事，但要找到即便不是全部特征，哪怕只是解决问题的合理路线；或者确定一个关键点，由这个点就算后来或者下一个阶段应当得出全部特征，这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把关于“羊”和“羊肉”的著名观点也算在内的话，索绪尔本人对这个问题几乎未做论述，况且此观点与词汇系统相去甚远，与术语则差得更远①。
有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系统性与词汇无关；语音和语法是系统，词汇不是系统。（难怪瓦海克（J.Vachek）在《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词典》中把“词汇是系统吗？”列为条目。）这很大程度又与“否定词的存在”相关，索绪尔本人总体上也倾向于这种观点。“词的概念和我们关于具体语言单位的直观印象不相称”，“不应当把词看成具体语言单位”[2]，巴利（C.Bally）重申他的观点：“必须从词这个不确定的概念中解脱出来。”[3]谢尔巴（Л.В.Щерба）也对词表示过怀疑：“将话语切分成词，不管这对我们多么习以为常，也未必能把词看作言语的基本单位之一。事实上，什么是词呢？毫无疑问，这是包含一个或更多语素的语义单位。但词和语素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认为，我们把句子中不改变其意义而能像单个句子那样独立使用的部分称为词”，“因此，词实际上是第二位的概念，它是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来源上与句子一致的概念。”[4]谢尔巴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究竟，什么是‘词？我想，在不同语言中应区别对待。由此可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词概念不存在。”[5]
同样清楚的一点是，描写主义者区分音位和语素这两个单位，把词归入词汇之中，后者“包括表达和内容之间的所有具体联系”[6]。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清楚的，如果持否定词的存在或将词排除在结构之外的观点，那么当然不必纠结于“词汇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然而，对于未把词排除在语言结构之外，且坚持语言系统性的那些语言学家来说，把词汇看成系统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尽管对它也很难回答。看来，首先要接受的一条公理是“在语言结构中存在词”，接下来就要揭开谜底并找到词汇的系统性。在瓦海克编写的《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词典》这部引人入胜且富有启发意义的词典中，好几个条目谈及词汇系统性的问题。其中第一个便是“词汇是系统吗？”：“实际上词汇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词的简单结合，而是由词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词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且又相互对立。……的确，词汇系统比语素系统要复杂得多，要更为多样，也许，语言学家永远不能像对待语素系统那样准确并确定地描写它们。然而，由于词在语言意识中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它们显然构成系统，这些系统形式上与语素系统相似，而且与后者一样，也能成为语言学分析的对象。”[7]接下来，“……是否应该把词看成系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可以说‘词汇语义系统，这不仅是与语法系统的类比。词与词互相联系，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我们还不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联系。我们还缺少一整套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以一些科学原则为基础的词典学能帮助词汇学摆脱其时常存在的理论乏力的状况。”[8]
在该词典条目“语言中的系统”中指出：语言中存在两个系统——语义系统和语音系统，而且后者在交际行为中服从前者。
在语言是“系统之系统”一文中，瓦海克也强调语言所有部分的系统性和这些子系统的相互关联性。他指出，把语言看成“系统之系统”的前提是将其按层级（ярус）和层次（уровень）分层②。这些层级和层次具有特殊的结构，但彼此之间必然密切相关[9]。语音规律发挥作用会对词汇产生影响。（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和俄语中）词尾的清辅音ь和ъ的脱落会引起新的同音现象（准确地说，是同音异形现象）的出现，例如：плодъ，плотъ都读[плот]。正是由于这一点，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中断，例如捷克语[dъchor′ь]>dchor。这种情况在俄语中又继续向前发展，从最初的[dъxorь]> [dxor′]> [txor′]>[xop′]。хорь 和дохнуть（呼一口气），дышать（呼吸），вздох（呼吸（一下））已经没有任何联系，而与затхлый（来自задъхлый，腐烂气味的，有霉味的），дух（呼吸、气息），дуть（（用嘴）吹），дым（烟）在共时层面上也没有联系。
只有保持音位—形态的同一（也就是说，语素音位组成的同一），现有词汇之间的联系才能保留下来，这一点十分清楚。一旦破坏这种同一（在上文的例证[dъchor′ь]中，由于ъ的脱落和随之发生的同化，词首的爆破音d消失，它变成了хорь；而且，有规律的语音交替变成у—ы之间的不规律交替，例如дух—дым），词与词之间联系也随之消失。当然，这一切都表明语音层级和词汇层级在语言结构中的联系，但词汇本身的系统性问题并未由此变得明朗。
为了解决上文提出的问题，仅仅宣称解决词汇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要找到解开此系统性之谜的关键并且真真切切地指出，《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词典》中所说的“词汇中的相互一致和对立”究竟在哪里。
三
首先，不仅要抛开一些传统的觀点，有时也要对一些新颖的观点敬而远之。
我们先说第一方面，即传统的观点。这牵涉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对立。严格地说，以前是另外一对，即材料和形式（德语Stoff和Form），就像浪漫主义者最早提出的那样，而且在浪漫主义者的世界观中，这并不难理解③。
运用到语言上，施莱格尔兄弟和洪堡特（F.Humboldt）对此皆有论述。施莱歇尔（A.Schleicher）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也用这对二元对立武装自己的理论。材料和形式被奉为圭臬。例如，拉得罗夫（В.В.Радлов）在分析突厥诸语中词的结构之后，把词分为赋义材料（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ая материя）和形式材料（формальная материя）两部分[10]。我们又会回想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话：“只有仔细研究母语的起源和逐步发展后，其材料和形式才能弄明白。”[11]
到19世纪下半期，传统意义上的“材料—形式”对立被“内容—形式”对立所取代，后者在此后百年也成为经典。后者如同前者一样，同样产生于哲学，在哲学中它们的存在更为合理。（在乌沙科夫（Д.Н.Ушаков）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中，форма一词的义项6给出该词哲学上的意义，即“样子、构造和外形；某物的结构、构造，其性质由内容决定”[12]。）《德语大词典》中，该词义项1给出的译法有“外形、样子、样式；……；轮廓，外貌，式样”。 所有这些意义差别显然与语言无关。首先有一点，哲学意义上的форма应该用作单数，而语言中既用单数форма，也用复数формы，这在哲学意义上根本不可能。关键的一点在于，语言中能被理解为содержание（内容）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语言。要知道，语言整体上可能是一种形式，比方说，某个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索绪尔曾断言：“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13]，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对的。但如果顺着索绪尔的思路，那么他实际上又不对，因为如果一切都是形式，这个“一切”就不与内容相对立，那也就没有形式，有的只是别的东西，与形式和内容的划分无关。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关于“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的观点也不能令我信服。叶姆斯列夫的论述从符号的解释说起，并指出：“我们假定某个东西的存在是已经确定的，把这个东西叫作符号功能，它处于‘表达和‘内容这两个实体之间。……，我们这里引入‘表达和‘内容这两个术语，将它们定义为进入符号功能的两个功能子的名称。这是纯粹操作性的和形式上的定义。”[14]
如果“内容层面”是通过“对象关系”（胡塞尔（E.Husserl）提出的gegenstndliche Beziehung）与词发生联系的对象性，又或者是借助意义关系与词、语素发生联系的概念性，那么这一切都处于语言学之外，处于语言之外，因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它的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以外并不决定于任何东西”[15]。所有上述内容或者属于普通认识论的范围，或者属于逻辑学中研究概念系统的那一部分。作为语言的相关特征之一，对象关系和意义关系本身也进入语言之中。同时，这两种关系不仅能被形式化，也能被结构分层。
描写主义语言学家的观点同样无法令人信服，他们把语言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语音和语法，另一部分是词汇，后者“包括表达和内容之间的所有具体联系”[16]。
综上所述，语言学家应该从把“内容”从自己所用的术语集中清除出去并将它交给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去研究，在这些学科中这个概念正是用于研究语言时会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当然，哲学家们也会站在自身的立场上，义正辞严地怨道：怎么能没有内容呢！这样不就空洞无物了嘛！就算是这样，但我在这里是以语言学家的身份说话。而且，在语言学立场上，我想只就语言本身来说，而且仅此而已。作为语言学家，我有权这么做，要么根本没有语言学这门科学。
语言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怪病，即对“内容”的畏惧。接受语言形式分析的那些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形式化进行到一定程度（甚至还没到一定程度）就戛然而止，因为再往下就是内容了，而内容好像形式化不得。1960年在莫斯科第一国立外语教育学院（1й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简称I МГПИИЯ）召开的“词汇结构和统计研究”研讨会上，很多报告旨在打破这个怪圈，试图对语义进行形式化。上文可见，如果内容是语言的要素，那么它是有结构的，能够而且应该对它形式化。与此类似的情况是，把文学当作对象，把诗学当作方法。传统文艺学对诗、韵律、篇幅做过形式分析，甚至分析修饰语、情节延缓、重复。这表明，文学作品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进行客观研究，而不单单加上诸如“浅薄的”“生动的”“丰富的”“形象的”等一般化的限定语。就算把情节归入内容之中，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尽管维塞洛夫斯基（А.Н. Веселовский）有过精辟论述，情节仍被排除在形式分析之外（个别情况下除外）。到了20年代，形式主义者的一些著作指出，可以进行形式分析的不仅有情节，还有古代文献和民间文学文本，乃至塞万提斯、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泊桑等作品的结构。
如果在语言学中能够对内容进行形式分层，并且能对它进行结构上的分层，那么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界限也将必然消失。现象是在整体上可以结构分析的客观现实。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是形式，一切也都是内容，更准确地说，没有形式，也没有内容，只有结构性的整体④。
如果不把语义看成捉摸不定的“意思”，而看成完全可数的词汇“价”（валентность）⑤，其基础是词的“价值”这一概念，它在索绪尔关于“羊”和“羊肉”的论断中已经提出了[19]，那么应当在何处寻找所谓的“语义场”，这一点从上文所述中已经清楚了。在词汇中也好，在形态中也罢，都与在语音中一样，价由在系统中的位置决定，由与之形成竞争、对立的语言单位的相互关系决定，将这些具有竞争、对立关系的单位分门别类是确定词汇场的基础。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所谓的“意念词典”与这个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在这些词典中实际材料的系统化不是按照词汇场进行的，而是按照所对应现实中的对象—本体联系进行的⑥。
语言通过命名把许多客观存在的系统转换成自己的系统，即语言系统。而且，每种语言都是按不同的方式，按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转换的。譬如，这种情况反映在表示色谱系统的词汇之中。尽管这个例子是老生常谈，但它很有代表性，就连叶姆斯列夫也不介意拿它作为例证，这里可以接着他的话说。叶姆斯列夫不失公允地指出：“在各语言表示颜色的聚合关系表背后，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差异来找到这样一个无形的延续体——色谱，每个语言在色谱上任意划定界限。”[21]接下来，他指出：英语中表示颜色的4个词和威尔士语的3个词相互交叉。其中，glas既可以指“绿色的”“浅蓝色的”，甚至“灰色的”，而llwyd可以指“灰色的”，也可以指“褐色的”。突厥語的kk同时与“蓝色的”和“绿色的”相对应，因此在翻译驰名中亚的实物kk чай时，就遇到难题了，是译为“绿茶”还是“蓝茶”呢？人们一般译成“绿茶”，但这不是因为语言系统，而是因为俄语中茶树这种植物习惯被说成绿色的而不是蓝色的。俄语синий（蓝色的），голубой（深蓝色的），зеленый（绿色的）在绝大多数欧洲语言中与两个词对应，例如英语的blue和green，德语的blau和grün，法语bleu和vert等。相反，在吉尔吉斯语中，除了кара（黑色的），capы（黄色的），кызыл（红色的），ок（白色的）这些从欧洲语言角度来说正常的词以外，还有kk（蓝色的，绿色的，灰色的），它不是色谱的组成要素，而它同боз、сур这些词一样，是颜色词序列的一个成员，而боз、сур也指“灰色的”。
以上论述从物理学角度讲是否属实，对语言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在不同语言中是如何异态百出，如何异化和走样的。
数学家们基于客观确定的数字系统反映在语言上也是不同的，有八进位、十进位、十二进位、二十进位。在不同语言中能被当作数词的词汇数量各不相同。而且，数量在语言中不只是能用数词表达[22]。
关于音位辨识力的“约定俗成性”和由此得到的音位对比结果的“约定俗成性”（谢尔巴、波利万诺夫（Е.Д.Поливанов）、贝恩施坦（С.И.Бернштейн）等[23-25]）这样一个论题，如果可以算是已经确定了的话；如果语法聚合体系“约定俗成性”的思想也是完全能被感觉得到的话，那么对于词汇来说，也不应该成为例外，每个语言的词汇场是约定俗成的。而且，词汇是一把“筛子”，是通过一种语言的词汇来筛选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说，不管它们具有亲属关系或不具有亲属关系，这些筛子的“网格”大小并不相同。
四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国外语言学论著，还是本国语言学论著，就语义场或词汇场这个论题，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常常截然对立，它们合起来仿佛是一场未经组织的辩论，这些争论的核心无疑是下列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把词汇场确定下来的？（从一些情况来看，我更倾向于词汇场，而不是语义场，因为词汇场更体现语言学的特点。）而且，什么是词汇场中词“价” 确定的依据？（不管我们如果理解术语“价”。）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词的意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词的价值。先从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说起。
在《词的相对理论驳议》一文中，布达戈夫（Р.А.Будагов）批评一些语言学家对逻辑公式aRb（a和b具有关系R——译者）的迷恋，并指出：“在新逻辑学中也好，在意义学中也罢，关系范畴先是弱化，接着又开始排斥意义范畴。”[26]布达戈夫在文中还表达了对特里尔（J.Trier）观点的不满，后者曾指出：“每个词的意义都有其周围其他词的意义决定。”[27]在布达戈夫看来，这意味着“这种观点的支持者甚至开始有意将实质从语言学中剔除出去” [28]。但对此有两点疑问：1）难道应该把“语言学的实质”视为语言之外的东西吗（例如概念、事物）？2）如果语言是系统，而研究语言的系统关系是语言学的正当义务，那么为何语言学的实质，更有甚者，语言本身的实质就不能是这个危险的R呢？要知道，布达戈夫本人写道：“每个词是语言词汇系统整体的一部分。”[29]他同时又写道：“词只有作为部分的时候，才保留一定的独立性。”[30]也就是说，又在系统之外吗？接下来的定义最终把这一切弄得不清不楚：“当词作为某个概念的表达手段时，它是独立的；当它作为语言词汇这个更为复杂整体的单位时，它又不是独立的。”[31]原来，单就语言事实和语言外现实的相互关系来看，词是独立的单位；而作为系统的成员时，词不是独立的，甚至可能连一个单位都算不上。整个论断表明，词能否成为词汇系统的成员，意义标准的确不能成为依据。在文章末尾结论第二条，布达戈夫写道：“不能把词具有独立意义和语言词汇系统相对立，而且也不能提出这种问题，就是好像语言系统把作为语言独立单位的词扼杀了，词和语言的词汇系统之间实则相互影响（语境是这个系统的因素之一）。”[32]不对！不对！不对！首先，词的独立意义（也就是说，语言事实和语言外现实的关系）可能而且应该与作为语言词汇系统成员的词相对立。其次，词不与语言词汇系统相互作用，而是由该系统产生。最后，语境与语言词汇系统毫无关系。
在列夫科夫斯卡娅（К.А.Левковская）的《一些国外语言学理论和词的概念》一文中，能明确找到如下不算新颖但有用的观点：“固定在大多数词义中的日常概念和科学概念之间常常是迥异的。”[33]要知道，常用词和术语的关系，这在语言学上是个大问题。但列夫科夫斯卡娅反对特里尔的话让人费解。在对特里尔关于“概念场”和“覆盖概念场上的、马赛克似的符号外壳”（也就是说，由词组成的外壳）的论述进行注解后，列夫科夫斯卡娅写道：“词只起着小石块的作用，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34]但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把词看成鹅卵石，那么作为系统的要素的它们也就获得价值。
不去深究和评价特里尔关于“场”的论著，尽管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东西⑦，只提一下乌菲姆采娃（А.А.Уфимцева）所写的《语义场理论与运用其研究语言词汇组成的可能性》一文的提纲⑧。她在其中阐述自己对特里尔理论的一个主要不同意见：“特里尔持哲学不可知论的极端观点，不承认单个词具有独立存在于语言体系之中的权利。”[35]可见，这同上文布达戈夫的观点是一致的。对此的答复也许只有一个：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系统且把某物看成系统要素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单独存在。假如它独立存在，这就不是系统的要素，因为不是要素生成系统（这是原子论和机械论对事物的看法），而是系统生成要素。假如他们独立存在，那么它们就已经不是系统的要素。但当我们论述的出发点正好是系统而非“独立存在”时，特里尔的许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尽管他有过下列论述：“没有一个说出来的单词在人的意识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中没有什么不是独立、单独存在的。不仅语言结构的形成是语言的基本内容、语言的实质，而且语言所有要素也是这一结构形成（或分划）过程的结果。”[36-37]
“独立的词”的支持者们所提出的证据就是这些。他们好像承认系统的存在，但依据的却是意义，而意义即便不与系统向左，也不存在系统之中（要知道，意义是独立的）。
另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要少得多，但他们的证据更有意义。正如阿普列相（Ю.Д.Апресян）所说：“词的语义内容不是自足的。它完全取决于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是一个场的某词与其他词的对立关系网络中形成的。用索绪尔的思想和术语来说，词没有意义，只有价值” [38]，“要使语言学回归完整，语义场应该在语言而非概念基础上得出，换句话说，从语言学角度而非逻辑学角度得出。这样的话，在按层级排列的语言学学科链中，结构语义学是在形态学和句法学之后的学科。”[39]这些思想不仅比特里尔批评者的观点要简洁得多，有条理得多；甚至比特里尔本人的也要简洁得多，有条理得多。这是因为，此处明确提到：场不应该是概念的（这个基础是非语言的，如同客体场和概念场一样），而应该是语言的，说得更窄一些，是词汇的。从这个角度说，词不能看成是自足的，因为那样的话它们就在系统之外。把词确定为词汇系统要素的依据不是意义而是价值。最后一点尤为重要。任何人都不想否定词的意义，但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必须这么做。但又是哪些研究者呢？哪个领域的研究者呢？如果语言学家研究作为体系和结构的语言，那么未必是语言学家。更有可能是被乌斯纳（H.Usener）称为“历史认识先驱者”的语文学家。这对很多东西而言，不仅需要，而且重要，但这本身是非语言学的，而只是建立在语言学资料基础之上，却并不是它本身。
意义和价值的区别究竟在哪儿？这里又要回想索绪尔的观点并借用他的话。这恰恰关乎“价值”这一概念：“在同一个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临近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的，同义词如法语的redouter（恐惧）、craindre（畏惧）、avoir peur（害怕），只是由于它们的对立才各自有自己的价值。假如redouter不存在，那么它的全部内容就要转到它的竞争者方面中去。反過来，那么，也有一些要素是因为同其他要素发生接触而丰富起来的。例如，法语décrépit（un vieillard décrépit（一位衰老的人））这个词里引入了新要素，就是由于它与décrépi（un mur décrépi（一堵剥落的墙））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于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甚至指‘太阳的词，如果不考虑到它周围的要素，也没法直接确定它的价值；有些语言是不能说‘坐在太阳里的”[40]，接下来：“如果词的任务是在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那么不管在哪种语言里，每个词都会有完全相等的意义；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法语对‘租入和‘租出都说louer（une maison（租房子））⑨，没有什么分别，而德语却用mieten（租入）和vermieten（租出）两个要素，可见他们没有完全对等的价值。德语schtzen（估价）和urteilen（判断）这两个动词的意义总的跟estimer（估价）和juger（判断）相当，但是在好些点上又不相当”[41]，最后：“上图表示，俄语的‘判断概念与音响形象судить联系。一句话，概念代表意义。但是，不言而喻，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什么初始的东西，它不过是由于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如果我简单地断言词意味着某种事物，如果我老是记住音响形象与概念的联结，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提出了对现实性的一种看法，但是绝没有表达出语言事实的本质和广度。”[42]按照这种不严谨的逻辑，索绪尔的意思很难捕捉。的确，价值是由系统引起的，其原因在于词与词的相互对立。索绪尔用同义词为例说明这一点，并提到处于竞争关系的词。在他看来，只有在看清楚一个词的周围有哪些词之后，才能确定它的价值，而且价值还是通过它们与其他价值的相互关系确定的。不同语言之间一般达不到价值的对应。没有价值，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意义自身提供关于客观现实的印象，但却不表达语言事实。尽管索绪尔的以上论述看似矛盾且缺少条理，但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可以并且应该顺着以下正确的方向发展索绪尔的观点，即寻找词汇系统性的特点。
五
想要脫离意义，要么确定它，要么找到根据将它隔离。更好的做法是，两者悄悄地同时做。斯米尔尼茨基（А.И.Смирницкий）《词的意义》一文中的一部分涉及很多重要问题，但没给出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他指出：“词的发音不属于词义的组成部分”，“词的意义也不是用该词涉指的那个对象”[43]。 斯米尔尼茨基以上论述都对。对于后一句话，应当再作一点说明：“像никто（谁都（不））这样的词，如果不把 ‘不管是谁都没有这种概念看成所指对象的话，它未必涉指某个对象。”[44]他的以下一些观点则特别重要：“显然，意义不能定义为一个词必然包括的组成成分的多少”；“对所涉指对象或现象的反映起码是词义的一部分”[45]。但关键在于：“不是声音和涉指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联系，而是声音和事物或现象的反映之间的联系。”[46]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因此，把声音和涉指事物或现象整个关系中的这个中间环节称为词的意义，这才是顺乎自然的。”[47]所有这些都对，但结构安排稍有欠缺，而这里的主要阻碍是这样有争议的划分——“语音外壳”和美国学者所说的“意义”（meaning）。
要知道，“语音外壳”在语言学上不能只看成物理现实，在词的结构的若干形式等级中（包括外部形式、内部形式等——译者），语音外壳是其中的一级。它同从本体论角度来说必要的材料已经毫无关联了，意义也是一样。要解决所需的问题，必须抛开诸如材料与形式、内容与形式、“外壳”与意义等各种二分法，而是将词看成结构上完整的语言学对象。
库里洛维奇（Е.Р.Курилович）在《词义刍议》这篇短文中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库里洛维奇认为，为了确定语义系统，“对立”概念是普遍的，这一观点直接源自索绪尔。库里洛维奇不失公允地把句法语境和语义语境区分开，在提及“场”概念时，难能可贵地引述彪勒（L.Bühler）的观点（别人一般不提他）。然而，他自作主张把德语Feld翻译成контекст。上文可见，我认为这么译似乎不妥。语境是使用领域，而场是存在领域。这是不同的范畴。
库里洛维奇的以下论述很有意义。“把语言的语义系统有时等同于网，它是（物理或心理）现实分割成要素后形成的。如此，不同语言的网格形状不同，大小不一。这个比喻能进行更加合理的解释，因为网由线和接头组成的。……接头是主要语义功能与主要形式的交汇点。经线起辅助功能，没有专门的形式（与纬线不相交）。与之相反，与经线不相交的一段段纬线与辅助形式相对应。”[48]如果考虑库里洛维奇的主要语义功能和辅助语义功能，雅柯布森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甚至再加上“整体意义”这一概念，它不能被分解为与其组成要素对应的语义要素（指的是像собаку съел（很内行）这样的熟语），那么库里洛维奇此文提出研究词汇场的有条理的计划。作为例证，该文分析了几组例证，包括：мыть（洗）——стирать（洗），лицо（脸）——морда（嘴脸），тля（蚜虫）——вошь（虱子），ишак（驴）——осел（驴）。由于这些例证，重要的是再引入一些“参照物”填充库里洛维奇提出的网络。例如，对于морда而言，除了лицо，还有лик（面容），физиономия（脸庞），рожа（嘴脸），рыло（拱嘴），харя（嘴脸）。其中，морда能用于指猪，也能用于指人（试比较莫泊桑笔下外交部长拉罗舍—马蒂厄的“嘴脸”），而лицо则不能用于指动物。与лицо相反，大象可以有“病怏怏的”或“优雅高贵的”лик，但这里绝不能用лицо。的确，тля在动物学中是较低等的，却能成为高雅体的一分子；而вошь在动物性中是较高等的，却能成为低俗体的一分子。库里洛维奇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用作转义的осел（驴）（指愚蠢的人，倔强的人）指人时用得很广，但“未必能用于其他动物”。更有意思的是，阿塞拜疆语的一对同义词осел——ишак还与其他的场相联系，前者派生的动词ослить指“说拙劣的俏皮话”，而后者派生的动词ишачить则指“干沉重的活”。因此，这些词落在这些不同（词汇）网络的交叉点上，一种语言中词的层级分化应该与这些网络相一致，但在不同的语言中，这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从上面的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词的意义是有的，这就是“词与该词所指涉事物或现象的关系”，斯米尔尼茨基反对这一观点。词的意义是关系，而不是存在。意义是作为语言事实的词与事物（胡塞尔所说的对象关系）、概念（概念相互关系是绝大多数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研究题目）、情感（包括从沃士勒（K.Vossler）到一批文学理论家在内的很多学者研究的情感关系）、情态（情态关系）这些非语言学现象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意义是一种关系。
索绪尔说过，确定词的意义提供“关于现实的某种确切印象”，这句话是对的。换句话说，确定词的意义是将该词与语言外的某个现实联系起来。但如果这样的确定（或是从词典中获得，或是来自经验）不在语言系统范围之内，如果它具有独立性的话，那么就与词的系统特性无关。
的确，双语词典中的以下例证，der Tisch（德语，桌子）=стол（俄语），окно（俄语，窗户）=la fenêtre（法语），кундешлер（乌兹别克语，一个丈夫几个妻子之间的称谓）是非语言学的。再如，语文词典中的“спичка（-и（单二格），阴性），一头带有可燃物的木条，用力一擦可取火”；或者，“смерка（-и（单二格），阴性），<史，专>，动词смерить的动作”；又或者，“квадрат-
WingdingsoA@”也是非语言学的。在它们之中，语言学部分只有主语，其余部分确实是“解释意义”，也就是说，是语言学之外的行为。
同时，我想再次强调，研究“词的意义”是语言学家著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他直接要做的事情是研究索绪尔所说的语言，“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49]。除了意义，完全客观并能被感觉到的是词的价值的存在，恰恰这一点是索绪尔已经预言了的。
只从与音位学无关的声响—发音特征出发，不根据对立并在考虑（对立）中和的情况下分析语音事实，音位系统就建立不起来，这是很显然的。对于形态系统而言，问题不是靠罗列事实，而是靠聚合体和聚合关系来解决的。那么，对于词汇而言，理解并建构系统的唯一可能性在于放弃“意义”这一概念。在建构词汇系统时，重要的不是单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俄语есть（吃）等于德语的essen或manger），而在于有есть，вкушать（<旧>食、喝），кушать（吃），жрать（咀嚼），шамать（<粗俗>吃、塞）几个词的时候会怎样（与speisen，essen，fressen相对应）。除这些词以外，还有питаться（吃），пить（喝），голодать（挨饿）（相应地有sich nhren，trenken，hungern）等。换句话说，词汇系统的是由那些联系和对立构成的，它们组成纵横交错的价值组成的网络。
“价值”和“价值组成的网络”这两个概念需要有“场”这个概念。场的确定不会是以胡塞尔、施佩特（Г.Г.Шпет）、彪勒的观点分析词的结构的结果，而更像是弄清内部形式的结构，但这绝不是斯塔恩塔尔（H.Steinthal）、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马丁（A.Мarty）、冯科（M.Funke）所说的内部形式。这里说的首先是在系统中的位置和作为系统的特定成员在系统中自我确定的权利，该成员也是由系统产生的。
在确定词的价值时，整个分析都跳不出语言范围之外，并且是语言和语言单位在不借助外力时固有的那些特征。这是将上文所说的“把鹅卵石翻个儿”，说的是术语的列克西斯方面，而不是逻各斯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语言中的词看成一个有限集合，就像人们有时说的，看成“字母表”。对于真正字母表中的那些字母、类别十分有限的音位、变格聚合体系统和变位聚合体系统能进行哪些操作，对于它也应该进行同样的操作。与构词聚合体的类比尽管暗含着更多相近、相似的地方（只是不必弄成词位的一个方面，如同在斯米尔尼茨基的《英语词汇学》一书那样，尽管这不是作者的本意）[50]，但不那么有说服力，因为构词模式没有音位系统和词变形式系统那样的必然性。当然，把语言中词的数量看成有限集合并不容易，因为现实语言中词的数量实际上是数不清的⑩。但可以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选取语言有限范围内的现象，并且接下来运用这些现象B11。
当然，这个集合的数量至关重要，与运用10的n次方个词汇系统单位相比，运用33个俄语字母或者俄语标准语的39个音位要容易得多。但对此有所帮助的是词汇模式化的可能性，这能够在不歪曲系统的情况下略去数量众多的具体事实。词汇的模式化是几乎尚未研究的领域，并且很容易与构词模式混为一谈（在前面提到的斯米尔尼茨基的书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构词对于词汇场的关系仅仅是间接的。
如同在任何语言系统（音位、形态）中一样，在词汇中我们也要遇到一些同样必要的组成要素，它们是：1）词汇场中词与词（是词而不是词位）的对立；2）这些对立所依赖的区分特征；3）这些对立中和的可能性与实现，基本不变量的变异现象；4）词与词（是词而不是词位，后者是语法事实）组合的可能性；5）在形成的词汇场中词列、词族和词的组合的出现；6）词与词之间结构层次上的异化现象（аллоэмия）和同构现象（изоэмия）。（前者指的是高层次语言单位在低层次单位中分化为几种形式，后者指同一层次甚至不同层次的不同单位，由于所起的作用相同，聚合而成的序列。）
六
如何将上文所述运用于术语呢？
从逻辑演绎的角度说，假如术语是词，总体上与词有关的一切，对于术语也是必然的。
就算术语不是简单的词，就算它是不同寻常的词，就算它是“有智慧的”（而词可能是“笨拙的”），就算它能“变得合理”，说得更夸张一些，甚至可以“编造”。然而，术语首先是词，说到底就是词，并且术语应当是语言词汇系统理所当然的成员，即便不是理所当然，那也不应违背而应该顺应这个系统。因此，要说的只剩下一点，是什么将术语从语言所有词汇中区分出来，又是什么将术语集从语言词汇体系中区分出来。
首先，术语集是语言整个词汇系统中的特定子系统，而且是最便于观察和清查的子系统，然而，作为子系统的术语集还能按照主题再分成若干子系统B12。
这里恰恰暗含着一个矛盾，苏普伦（А.Е.Супрун）在讨论我的报告时已经注意到了，我事先也留意到了。它就是，术语集的有限、可观察和可数，当然，这些对于描写词汇系统是很便利且有帮助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但是”，在任何术语集中（越是理想的术语集越是如此），词汇之间的自然联系被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扭曲了，后一种联系决定术语之间的联系。作为词汇总和的术语集是“一仆二主”，同时隶属词汇系统和科学概念系统。这样一来，术语不可能是词汇系统理想成员的最佳范例。
伊萨琴科（А.В.Исаченко）对此实际上持相同观点，但表述不同。他在《是描写性术语还是术语名词？》一文中写道：“现代科学中大部分理论术语简直无法用日常口语来说明或解释。像функтор（函子），взаимнооднозначный （一对一的），избыточность（冗余），дистинктивный признак （区分特征），фонема（音位），грамматика（语法（学））等术语不能简单地进行解释。要想明白某个术语，要懂得整个理论并且知道该术语在此理论中所占的位置。现代科学中术语的意义是其在理论中的位置。”[53]
然而，出于对系统内部秩序的一系列考虑，术语集还是很适合于词汇系统研究的。术语子系统的特点首先体现在构词上，但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不是这个，因为它涉及用作词位的术语，是语法要研究的[54-55]。对此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一个术语集之中，术语网络的填充比词汇的其他任何部分要一致得多。例如，在技术術语中：
简单的、非派生的、生产的名词 фреза（铣刀）
施事名词，它也是积极的工具、装置（名词派生词） фрезер（铣刀）
动词（名词派生词） фрезеровать（铣（切））
动名词（动词派生词） фрезерование， фрезеровка（铣）
施事名词（动词派生词） фрезеровщик， фрезеровальщик（铣工）
形容词（动词派生词） фрезеровальный（铣（切）的）
通用词按模式进行类推的倾向在术语集中带有决定性和几近必然的性质。这在下列情况下影响尤为明显，即用本族语词根或词干填充来自外语的模式，例如按тираж（印数）的样式构成листаж（用纸量、印张章），在行业口语中甚至构成оттискаж（版样量，印张量）。不仅有электрификация（电气化），газификация（煤气化）这样的借入词和形态已被接受的词，还有часофикация（共同时钟设备），теплофикация（供热系统，暖气设备）这样由本族语构成的词，只是模式略有调整（加连接元音о）。由于德语中一组带后缀（is）ieren的动词和带（is）ation的动名词，俄语中带（из）ировать的动词和带（из）ация的名词也很能产военизировать（使军事化）—военизация（军事化），яровизировать（使春化，加以春化处理）—яровизация（春化处理），латинизировать（使拉丁化）—латинизация（拉丁化）等。
从纯词汇角度应当注意术语集中的以下特点，即词在这里的分组不是按照随意顺序进行的，而是根据该学科或领域的系统进行的。这便构成一个特殊的聚合体。在不同学科或领域中看似相同的一个术语，当它的联系在每个领域都不一样的时候，该聚合体感觉尤为明显，比如政治学和语音学中的ассимиляция（同化），经济学和语言学中的редукция（弱化），数学、生理学和语言学中的функция（功能）等。这也影响到词汇搭配，它在不同学科的叙述中也是不一样的，我曾尝试分析同形异义术语речь（言语）来验证这一点[56]。同形异义术语的语义聚合体，也就是说，与它们交叉的其他术语的架构，在每个术语集中是不一样的，对于该领域或学科来说每次都是独特的。在每个特定术语集内部，术语之间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丝毫不比构词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要差，尽管比在词形变化要稍差一些，比语音学则更差。
“术语是语言词汇系统的要素”这个题目，即作为列克西斯的术语，它需要对每种语言里每个术语集的具体特征进行描写。例如，应该记录并且描写，赫梯语中养马术语基本上来自印度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词汇的差异在科学术语中体现尤为明显；由于宗教传统不同，信仰穆斯林的突厥语民族的科学术语，比如天文学、医学，主要来自阿拉伯语；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在欧洲文明各个民族的科学术语集中，确立的一条规则是，不仅使用古希腊罗马的术语集，还在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根和构词成分基础上构成新的术语集[57-58]。
新时期，在技术术语中，哪个国家在某个领域发展最早，来自该民族的词汇就居主导地位。在俄语电气和航空等术语集中充斥了很多法语词，例如монтер（电气安装工），пассатижи（剪扭两用钳），ангар（飞机库），ланжерон（翼梁），комбинезон（连裤衫），парашют（降落伞），фюзеляж（机身），шасси（（飞机）起落架），капот（整流罩），атеррисаж（着陆），后来才有仿造词приземление（着陆）等B13。在音乐，会计术语集中有很多意大利语词，例如анданте（（乐曲）行板），кода（（乐曲）尾声），кресчендо（渐强），морденто（波音），форте（强，响），пьяниссимо（很弱），легато（连音，连奏），стаккато（断音，跳音），контокорренто（往来账户），ностроконто（敝账户，我户，往户），ресконтро（总账，底账）。在网球，足球中大部分是英语术语，例如даблз（双打），дьюс（平分），нэтбол（擦网球），гейм（一局），сэт（一盘），реди（预备），аут（出界），бек（后卫），голкипер（守门员），корнер（角球），тайм（半场），форвард（前锋）等。在所谓的击木游戏术语集中，应该占主导的是俄语术语和固定短语，例如рюха（短棒），бита（拐子，棒子），поп（竖起的木棒），город（城区、垒），пушка（炮（击木游戏的造型之一）），бабушка в окошке（窗户里的老太婆（击木游戏的造型之一））。
术语的系统性影响尤为明显的是由已借入外来术语而来的所谓“逆向构词”。例如，从法语借入到英语的一个术语chauffeur（由法语动词chauffer构成的施事名词），它与英语的“司机”一词对应。由这个名词出发、在英语又出现了从系统角度来说必要的，且与英语形态相一致的动词术语chauff（驾驶）。与此可作比对的是下列俄语例证，即飞行员使用一些术语，例如гошировать（使（机翼）翘曲、使（副翼、襟翼）上下偏转），гоширование（（机翼）翘曲、（副翼、襟翼）上下偏轉），它们来自法语gauche（左的）并且是按照пикировать（（飞行员驾机）俯冲），пикирование（俯冲）（甚至还有пикирнуть一词，的确，这不是术语集，而是行话）类推而来的。（пикировать表示“（飞行员驾机）俯冲”，源自法语piquer——译者）又比如俄语中的капотировать（（飞机）倒立）（又甚至капотнуть），它们来自法语capoter（（飞机）倒立）。像这样的词还有源自法语的виражировать（转弯）（源自法语virage——译者），пилотажить（特技飞行）（源自法语pilotage——译者），скабрировать（使（飞机）上仰）（源自法语cabrer——译者），源自英语的юзить（飞机（滑行））（源自英语use——译者），дать юза（滑行）。让人惊奇的是авроша，авруха，аврушка这几个行业俚语，它们皆源自一家生产教学飞机的公司名称——Авро（源自英语Avro——译者）[60]。
当然，以上论述远不能将所涉及的话题完成阐释清楚。要使问题能够清楚，应当首先商定一些基本原则和一些原始材料，应当依据这些原则和材料并在后续研究中遵从它们。假如我在本文中哪怕只是靠近了这项任务，我的良心也算过得去了。
本文撰写于1962年，后刊登于《结构语言学问题》（1968），收录于塔塔里诺夫（В.А.Татаринов）主编的四卷本《国内术语学史》中的第一卷《术语学经典· 概要与文选》（1994）。作者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是苏联著名语言学家，莫斯科音位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兴趣包括音位学、书写法和正字法、形态学、符号学、术语学、语言学史，代表作为《语言学引论》（1947）。
注释
① 的确，在与“价值”这个概念有关的几个段落中，索绪尔对词汇系统还有更值得注意的论述[1]。
② 这里的ярус和уровень，严格地说，是不同的术语，分别相当于英语的plane和level。华劭教授在《语言经纬》中指出语言是个层级装置，有若干层级与层次。——译者注
③ 这里指的是德國早期浪漫主义奠基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和威廉·施莱格尔（Wilhelm Schlegel）两兄弟。——译者注
④ 这里回忆起一段旧文：“不应当把语言平分为社会的和自然的，或材料和形式，应当懂得语言的统一和完整性，语言结构的特点。”[17]
⑤ 兹维金采夫（В.А. Звегинцев）指出：“在纯粹的语言学方面，词的意义由其与其他词潜在的组合确定，这些组合构成所谓的词的词汇价。”[18]布达戈夫（Р.А. Будагов）对这一无可厚非的观点提出批评，对他的批评难以认同。
⑥ 关于这个问题，戈尔嫩格（Б.В. Горнунг）在苏联科学院语言与文学分部词典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大会所作报告的第5点中写道：“语言的词汇系统与按照（语言外的）对象的范畴对该语言词汇的整理毫无共同之处，就像在各种对象词典、主题词典、类义词典中所做的那样。词汇系统不能归结为由语义场，词汇语义类别构成的系统，因为语义场，词汇语义类别只是词汇系统结构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尽管是十分重要的要素）。”并且，在第6点中继续写道：“虽然词汇系统是不同于音位系统，形素系统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系统，但它具有同样的结构属性，只不过比整个语言（系统的系统）的其他所有要素的结构性更加复杂而已。”[20]
⑦ 我绝非认为，我同意特里尔关于共时的观点，关于对概念“场”进行世界观解释的倾向，但是，我不认同他无视意义和价值的区分。
⑧ 本文于1962年写成以后，乌菲姆采娃出版《试论词汇系统》（1962）一书，在书中她对自己文章中的表述作了大幅修改，增加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增加批评性的意见，这些无论如何都值得欢迎，尽管这本书的很多观点还可以商榷。
⑨ 类似的对应关系存在于德语leihen jemanden（借给…），leihen von jemandem（向…借）和俄语одолжить комучему（借给…），занимать у когочего（向…借）之间。在俄语说得不好的人的言语中，会出现“Я у него одолжил”（我向他借给过）等错误，这是根据依地语而产生的语词的感染错合，因为在依地语中，就像上文的德语一样，能够这样用。我们还要提醒一句，突厥语中的kk或英语的blue与俄语的两个颜色词синий，зеленый对应，反之，俄语的серый则与боз，сур，kk三个吉尔吉斯语单词对应。
⑩ 如托波洛夫（В.Н.Топоров ）所言：“如果停留在语言范围内，说语言的词汇空间是不合理的，在音位学，形态学和语义学中也是如此，所谓的‘空间是没有的（就像没有声音空间一样）。”[51]
B11 就像在语音学中一样，似乎一切都是绝对的，但常常出现例外。以俄语为例，俄罗斯知识阶层所特有的一些德语姓氏的发音，例如带ё的Гете（德语Гёте，歌德），带ü的Гюнтер（德语Günther，格云瑟），带ich的Рихтер（德语Richter，里希特）。或者甚至在一些俄语单词中，例如следствие（后果）、бедствие（灾难），中间有一个发生变异的软音ц，这在俄语标准语语音系统中一般不可能存在。类似的还有保留闪语语素内元音交替的诸种情况，它们不遵从突厥语的元音和谐律。
B12 在雅各布森（R. Jakobson）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子系统”有如下富有价值的一般论述：“语言从来不是一块整体，语言的整体语码（code）中包含一系列的子语码（subcode）”，“语言的可逆性语码奠定语言动态共性的基础，从一个子语码到另一个子语码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带有各种变化。”[52]
B13 详见乌斯宾斯基（Л.В. Успенский）的一个有趣发现：“我们会观察到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一旦事情关乎海洋或与海洋有关的方面，法语是在陆地航空学方面称雄，而在海上航空学中自然受到英语和荷兰语的影响。”[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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