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语文教材修订就应与时俱进
魏亮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坐落于草木葱茏、风景秀异的北京西山山麓，2017年7月27日上午，笔者在这里拜访了孙敬三研究员。孙敬三老师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从事生物学学习和植物学研究至今已历整整六十年。2008年，孙敬三老师应邀担任第二届植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由此和出任审定委员的数十位植物学界同人展开了《植物学名词》第二版的审定工作。
《植物学名词》有着较好的基础
孙老师介绍，植物学名词在各自然科学学科当中比较起来，是有着较好的历史基础的。早在清朝末年（1909年）成立的中国最早从事学术名词规范化工作的机构——学部编订名词馆，就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工作。因为那时清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名词编订工作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多工作做得有头无尾。像“植物学名词”，当时叫《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是已经编订出来的少数几种名词之一，可惜的是没有印刷出版，直到前几年，这部手稿才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黄兴涛教授发现，相当于这项成果长时间被埋没了。到1932年，民国政府成立了国立编译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植物学名词的拟订和审查从编译馆成立之初就开始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创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又继续了这方面的工作，发展就更好了。改革开放之后，名词审定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那时候还叫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之后，委托中国植物学会组织我国植物学界的专家成立了植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分别是北京大学的李正理教授和吴相钰教授。在他们二位的主持下，召开了多次植物学名词审定会议，到1991年完成了这项工作，1992年出版了《植物学名词》，对规范植物学名词，促进我国植物学教学、科研起了重要的作用。
《植物学名词》修订存在着必要性
孙老师接着讲了《植物学名词》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需要跟上植物学的快速发展。从1991年到2008年，十七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当中，植物学的发展是很快的，尤其是国内，用一个常用的词语来形容，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各个学科都发展出了很多新的增长点。植物学的研究过去首先是到野外采集标本，回来鉴定属于什么科、什么属，如果是新的种，再给定一个新的拉丁文学名。这在每一个国家都是植物学最基础的工作，要摸清植物方面自己的家底儿。当然这些植物过去都有名字，可是很乱，广东叫这个名字，湖北又叫那个名字，同物异名的很多，对我们的科学研究是非常不利的，写出文章来就莫衷一是。这个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做，当然现在也还在延续，但《中国植物志》出来之后就基本结束了，《中国植物志》收录的3万多种植物都已定名。我国植物学界的老前辈，大部分做的是分类学工作，有一些做的是形态学、解剖学工作。植物分类首先观察植物的外部形态，特别是花的结构，每一种、每一属都有不同的特点，这是分类的基础。进一步就是解剖，看一看内部是什么样子。做切片，通过显微镜来观察。过去第一版的《植物学名词》，大部分是分类学、形态学、解剖学，这些方面的名词收得比较多，当然也有植物生理、植物化学，以及植物生态学等名词。第一版基本是这样的情况。这十几年间传统的植物学发展成植物生物学，原来叫Botany，就是经典的植物学，现在发展成了Plant Biology，即植物生物学。就是研究植物的生命活动的分子基础，不光是看它的形态、结构方面，还要探索为什么有这样的形态、结构，研究基因、分子层面的调控机制。两种植物不一样，差别很小，从外部形态上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给分类定名造成困难。现在则从基因、从DNA碱基序列方面看它的差别，不但可以更精准地进行分类，还可以判定某种植物在物种演化系统发育中的地位。其他植物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变化有的更大，出现了不少新的生长点，如植物生物技术、植物发育生物学、植物分子遗传学、植物基因工程等。相应地出现了大量新的学科名词，虽然这些名词多是跨学科的通用名词，但在植物生物學教学和科研中是常用的名词，有必要补充进来。
二是需要补进前一版为免重复而未收的名词。编订第一版时，治学严谨的李正理先生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收词上尽量避免学科之间的重复。比如植物学的一些名词，遗传学、细胞学也用，那么《植物学名词》就不收了。当时李先生划了一个界线，即植物细胞壁之内的所有名词都不收，因为这些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肯定会收。这就产生了收词不全的问题，使一些植物学中非常基本的名词如“细胞核”“细胞分裂”“线粒体”“染色体”等未能收入。但是作为植物学的名词，植物基本的结构单位和功能单位的名词不收，说不过去。举例来说，植物所有重要的生命活动，都是细胞核控制的；植物的能量代谢、呼吸作用，跟线粒体有关；植物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细胞分裂。与此有关的名词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更有甚者，就连植物特有的细胞壁、叶绿体、液泡等名词，也为了“避免重复”而割爱了。这样科研人员看到就会很奇怪，因为他们没想到重复和分工的问题，特别是新入门的大学生，查阅的时候一看，“细胞壁”“叶绿体”都没有，会莫名其妙，还以为是编者出了重大疏漏呢。这应该说是一个不足的方面。
三是需要添加释义。《植物学名词》第一版只有词条，就是一个中文名，一个英文名，没有释义。这对学术讨论和教学会造成一些不便。像“细胞壁”“细胞核”这些普通名词问题不大，但一些新的名词，因对其内涵的理解不同而产生歧义，交流起来就会出现问题。为了避免混乱，对每一名词加注释义很有必要。
《植物学名词》修订任务繁重
孙老师介绍，这次《植物学名词》修订，要搜集很多的新词，补充很多原来没有收的词，收词量从第一版的3304条增加到了第二版的5841条，增加约77%，还要全部加上释义，注释不像我们谈话一样，随便说一说，严谨性、科学性要求很高。应当说编订第二版的任务很重，但是现在在岗的年轻的研究人员工作很忙，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这一工作，所以这次大部分审定委员是刚刚退休的老先生，当然年轻人也一定要有一些，各有各的优势，要将不同年龄段研究者的优势结合起来。目标和原则制定之后，首先搜集和确定词条。词条整理出来，要反反复复，一条一条，经过专家的审定、修改，开好多次会，才能把词条定下来，因为不能无限地收，只能将基本的、必要的收进来。然后做释义。这个工作用的时间就更多了。释义可以参考国内外的资料、教科书里的定义，同时结合自己的体会。写出释义，再经过讨论，经过专家的审定，从初稿到二稿，目前尚未定稿。审定委员都很忙，每开一次会，为确定开会的时间，都要费很大的周折。
孙老师带来了植物细胞生物学名词2015年6月17日北大审定会上所用的讨论材料。在几十页的一沓打印的讨论稿上，孙老师在每一页上都对词条释义做了密集的修改和标注，并且圆珠笔的笔迹分作蓝色、红色和黑色三种颜色，此外还有铅笔的字迹，以此来区分笔记的不同性质，从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孙老师对待《植物学名词》审定工作的认真、严谨和付出的辛劳。
孙老师讲道，从这上面可以看出工作量来，每一个词条加进来都得有根据，每一条释义都要反复推敲，要查阅各种资料，要有自己的理解。感谢这些参与名词审定的老专家，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对于这次审定工作的进展，孙老师表示，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接近十年了，尚未完成和出版，深感歉意，实际上大家做了很大的努力，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今年下决心画个句号，至少画个分号，争取到年底，网上公示，一年之后正式出版。
中国植物学长期落后
接下来，孙老师讲，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的植物学研究在国际是排不上队的。比如，中国有约3万种植物，中国人自己命名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多数是外国人定名的，以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是起源中国的物种却被冠以了外国名，像国槐，是原产中国的，但是拉丁文学名是Sophora japonica——“日本槐”，因为是外国人先在日本发现的。再一个是在植物的命名上受到日本的误导，因为日本也是用汉字的。孙老师提到了2016年发表在《中国科技术语》上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冰与同样博士毕业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刘夙合作的文章《黄花蒿、青蒿与青蒿素原植物的再辨析》，其中讲到了中国的植物学者受日本将“青蒿”一名张冠李戴的影响，致使青蒿素的原植物成了“黄花蒿”。但这种错误的命名沿袭已久，已得到植物学界的公认，尤其是已被《中国植物志》收录，看来是难于正本清源了。
孙老师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植物学研究是很重视的，因为植物学跟农业、林业、园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农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困难时期，由于粮食短缺，有人把杨树叶收集起来，参考植物有机物提取的方法，做“人造蛋白”，拿来蒸窝窝头。当时北大生物系则利用人工培养的小球藻，做“营养汤”给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同学喝。现在孙老师还保留有在北大中关园培养小球藻的水泥池旁干活的照片。说“人以食为天”，在那三年困难时期，大家对这句古语体会就特别深切。而“食”追根到底都与植物和植物学、农学有关，所以从困难时期之后国家就更加重视农业。当然农学是另一个学科，但植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所有农业作物的改良，产量、品质的提高，抗病、抗虫特性的获得，都与植物学研究有关，特别是最近发展迅速的基因工程。转基因的事情在国内吵得很热闹，分挺转派和反转派。其实说转基因食品致癌、致病，都是没有根据的，科学讲究“无征不信”，“征”就是证明、证验，那么多论文都没有证实转基因食品有毒，美国人吃了二十多年了，也没有发现有问题。凡是读过生物学，了解一点基因工程的，就不会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可人性的弱点就是对反面的东西敏感，而对正面的消息容易淡漠，因此一般不了解情况的广大受众，很容易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感到忧虑。
孙老师接着介绍了新中国植物学创建时的艰苦。我国植物学的创始人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植物学研究的设备也是国外买回来的。像自己1957年进入北大生物系时用的那台切片机，已是用了多年的美国产Spencer切片机，后来又用了几十年，显微镜则是德国生产的。而植物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需要载玻片和盖玻片。载玻片还好，一般的玻璃虽然折射率高，也还能凑合着用。盖玻片就不一样了，玻璃的质量要求很高，特别是厚度，最厚不能超过0.17毫米，很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内根本没有。所以有些老专家，从国外回来之前，把人家用过的丢在垃圾桶里的盖玻片，都捡起来洗好了，带回中国来再用。从这个侧面可以见到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创业，也能了解到那时候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生态背景。但是如今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实验室，仪器、设备比国外一点儿不差，甚至硬件上比國外还好。孙老师特别希望年轻学子好好珍惜，利用好这些优越的条件，扎实地学好基础理论知识和各种实验操作技能，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早日全面地跻身世界先进之列而奋斗。
回顾当年研究欣慨交集
孙老师讲，新中国建立后的十几年，植物学各领域的研究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后来尽管遭遇了十年动乱，无法正常工作，但在“闹革命”之余，大家还是很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国外进展。虽然当时和国外的学术交流已被切断，所幸图书馆订的国外学术期刊还能正常收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植物所研究人员在国外期刊上看到印度学者人工离体培养一种茄科植物曼陀罗的花药，使其中的花粉长成植株。因为花粉是经过减数分裂形成的，是单倍体，由此发育成的植株也是单倍体，单倍体经过染色体加倍后就成为纯合二倍体，在育种上可以从杂种快速获得稳定的后代，大大加快新品种的培育速度，所以这一花药培养单倍体育种的工作，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国内首先是中科院植物所、遗传所很快开展了这项研究工作，有关单位相继跟进，在全国形成一个花药培养单倍体育种热潮。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国不但首先培养出小麦、玉米、茄子、辣椒、橡胶树等单倍体植株，而且通过这一技术育成了烟草、水稻、小麦、油菜等多种新品。其中北京市农科院胡道芬由于用花粉培养单倍体育种的方法培养出小麦新品种“京花1号”而得到北京市政府的嘉奖，奖金1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胡道芬也因此被称为科技界的万元户……由于我国在植物组织培养特别是花药培养研究方面成果显著，1977年在北京召开了“中澳植物组织培养学术讨论会”，这是“文革”之后我国召开的第一个植物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此后我国在植物组织培养方面的研究成果被愈来愈多的国际同行认可。在当时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孙老师回忆，当时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小麦。这项研究只能在春季四五月份小麦刚抽穗的时候做，一年中只有半个月时间，那时候连温室都没有，工作效率很低，所以就和一个师兄王敬驹一起去了广东和海南。可是做研究，光有小麦不行，至少还得有一个无菌的条件。在北京，可以叫木工师傅做一个接种箱。把里边消毒，留两个孔，装两个套袖。到海南去把接种箱背去不现实。于是就自己做一个像蚊帐的东西，拿塑料布粘起来，到那儿之后把四个角用绳子挂起来，当接种箱用。还有培养基，也需要在北京做了之后背过去。椰子汁是做培养基的好材料，因为它营养很丰富。国外都是过滤消毒，去掉细菌，可是我们没有滤膜，只能用新鲜的。然而北京那时没有椰子卖，就从海南买了很多，背回北京。现在想起来很辛苦，但当时能得到新鲜的椰子只是感觉很高兴，没觉得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