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因素-产后自我调适防治抑郁的好途径
侯伟 钟伟芳
摘 要 目的：探討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自尊感的特点，以及它们与家庭诸因素、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自尊感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等对82名青少年罪犯进行调查。结果：青少年罪犯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得分显著低于中学生和大学生对照组（t=-2.02， p<0.05； t=-2.74， p<0.01），小学或以下学历者得分显著低于初中或以上者（t=-3.39， p<0.01），17岁或以下者得分边缘显著低于18岁或以下者（t=-1.78， p<0.08）；青少年罪犯在自尊感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中学生与大学生（t=-7.44， p<0.01； t=-12.40， p<0.01），小学或以下学历者得分显著低于初中或以上者（t=-2.45， p<0.05）；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自尊感均与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支持等有一定程度的相关，自我效能感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以及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有显著正相关（ps<0.05），自尊感则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情感温暖、理解，以及社会支持中支持总分，主、客观支持有显著正相关（ps<0.05）。结论：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差于一般青少年，而这一状况与家庭诸因素、社会支持存在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 青少年罪犯 自尊感 父母教养方式 社会支持 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7.07.078
Self Efficacy and Self-esteem of Juvenile Offende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
HOU Wei， ZHONG Weifang
（Guangdong Justice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 efficacy and self-esteem of juvenile offende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 Methods a total of 82 juvenile delinqu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 self-esteem scale， parenting style scale and social support scale. The results of young offenders in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ontrol group （t=-2.02， p<0.05； t=-2.74， p<0.01）， primary school degree or less score lower than the junior or above （t=-3.39， p<0.01）， at the age of 17 or less was divided edg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18 years of age or younger persons （t=-1.78， p<0.08）； young offenders in self-esteem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t=-7.44， p<0.01； t=-12.40， p<0.01）， primary school degree or less score lower than the junior or above （t=-2.45， p<0.05）； juvenile offenders， self-efficacy， self-esteem and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social support to a certain extent， self-efficacy and parenting style in the father's over interference，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mother's excessive interference and overprotection， and agenc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objective support support （ps<0.05）， self esteem and parenting style of father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understanding， and social support in suppor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upport （ps<0.05）. Conclusion the self-efficacy and self-esteem of juvenile offenders are lower than that of adolescents， and this situation is related to 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endprint
Keywords juvenile offenders； self-esteem； parenting styles； social support； self efficacy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个人行动控制的知觉或信念，其是影响个人进行意识行为调节的关键因素。[1]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与自我认可的整体评价，是对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与体验。自尊在人格变量体系中起中介作用，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品德和社会行为均有重要的影响。[2]由此看来，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均能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等。那么，它们是否与青少年的犯罪相关呢？犯罪青少年与一般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自尊感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将对此进行探讨。如果结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本研究还将进一步探讨犯罪青少年自我效能感、自尊感与家庭因素、社会支持的关系，以期发现一些影响青少年罪犯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形成的因素，从而为青少年罪犯改造和预防青少年罪犯提供一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测对象
82名来自南方某未成年犯管教所的青少年罪犯。被测对象全部为男性；年龄15～20岁，平均17.5岁，其中17岁或以下占53.7%；小学及以下学历占22.0%，初中及以上学历78.0%；来自单亲家庭的占15.9%，非单亲家庭的占84.1%。
1.2 工具
1.2.1 自我效能感的评定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GSES为Schwarzer等人编制，有多种文字的版本，本研究采用Zhang & Schwarzer（1995）完成的中文译本，量表共有10个问题，均为李克特4 点量表，总分范围为10-40分，分值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3]
1.2.2 自尊感的评定
此量表采用由M. 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S）。此量表的10个问题其答案为四级评分，分别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以及非常符合。其中有五个条目为反向计分，总分范围是10～40 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4]
1.2.3 家庭因素的信息收集
（1）其父母在教养方面的测评。采用常用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此量表分别重点测评其父亲、母亲的教养方式，具体来说父亲主要测评其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偏爱等六个方面，母亲则主要测评其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度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等五个方面。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系数在0.88～0.46之间， 分半信度系数在0.50～0.91之间。[5]
（2）其他家庭信息的收集。为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被测对象的家庭背景信息，另外单独编制了一个分问卷，主要统计其家庭人口数目，什么时候与父母分开生活，是否在单亲家庭中生活，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从事职业等问题。其中，是否在单亲家庭中生活的问题，选择“是”记为“1”，选择“否”记为“2”；父母受教育水平的问题中，“大专或以上”记为“1”； “高中（包括中专）”记为“2”； “初中”记为“3”；“小学或以下”记为“4”。
1.2.4 社会支持的评定
采用常用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肖水源1986年版），对被测对象进行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方面的调查。肖水源曾用此量表对128名在校二年级大学生进行测试，量表总分为34.56€？.73分，重测信度（间隔2个月）为 0.92（p<0.01），各条目一致性R1-10在0.59～0.94之间，[6]上述统计数据可作为重要参考比较对象。
1.3 程序
为了打消被测对象的顾忌，將上述多个量表内容合并命名为“青少年心理调查问卷”，只需要填写性别、年龄、学历、服刑时间等基本信息，无需填写真实姓名。在管教干警的协助下进行集体施测。
1.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1.0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82名被测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状况
2.1.1 82名被测对象自我效能感与自尊感的总体情况
表1描述的是82名被测对象自我效能感与自尊感的总体情况。对照组来自近年关于男性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的一些样本较大的研究。[7-9]
统计表明，青少年罪犯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自尊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中学生与大学生。这一结果表明，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均低于一般同龄人。
2.1.2 不同学历青少年罪犯自我效能感与自尊感的比较
统计表明，初中或以上文化的青少年罪犯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得分均高于小学或以下文化者，提示更高学历的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程度都更高。
2.1.3 不同年龄青少年罪犯自我效能感与自尊感的比较
统计表明，不同年龄青少年罪犯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差异边缘显著，17岁或以下者的得分略为更低，提示年长的青少年罪犯自我效能感有更高的倾向；不同年龄青少年罪犯的自尊感无显著差异。
2.2 青少年罪犯一般自我效能感、自尊感与家庭诸因素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一般自我效能得分与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有显著正相关，与是否单亲有边缘显著正相关，说明父亲过分干涉越多，母亲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越多，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越高的趋势，而且来自非单亲家庭者自我效能感也更高；自尊感的得分与父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是否单亲有显著正相关，与母亲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有边缘显著正相关，说明父母亲情感温暖、理解越多，母亲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越多，青少年罪犯的自尊程度有越高的趋势，而且来自非单亲家庭者自尊程度也更高。endprint
2.3 青少年罪犯一般自我效能感、自尊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青少年罪犯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客观支持有显著正相关，说明客观支持越多，其自我效能感越高；自尊感则与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均有显者正相关，说明整体支持和主客观支持越多，其自尊程度越强。
3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罪犯自我效能感、自尊感的状况，以及它们与家庭诸因素、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果表明：（1）青少年罪犯与一般中学生和大学生相比，自我效能感明显较低，不同年龄、学历青少年罪犯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青少年罪犯自尊感显著低于中学生与大学生，不同学历青少年罪犯自尊感存在差异。（2）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自尊感均与家庭因素和社会支持有一定程度的显著相关。在家庭因素方面，自我效能感与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温暖理解、过分干涉与保护的教养方式有显正相关，来自非单亲家庭青少年罪犯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高于来自单亲家庭者；自尊感则与父母温暖理解，母亲过分干涉与保护的教养方式有正相关，来自非单亲家庭青少年罪犯的自尊感也高于来自单亲家庭者；在社会支持方面，自我效能感与客观支持有显著正相关，而自尊感则与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均有显著正相关。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罪犯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低于与之年龄相仿的中学生与大学生，提示自我效能感可能与青少年罪犯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结果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研究的支持。[10，11]因此，提升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是有效地开展青少年罪犯改造，以及预防青少年犯罪所需要的。而要提升青少年罪犯的自我效能感，需要改善青少年罪犯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尤其是需要母亲提供更多的温暖理解，合适的干涉保护，父亲提供合适的干涉保护。
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罪犯自尊感显著低于对照组青少年，与先前的一些研究发现相似，[12]提示自尊感可能也与青少年犯罪有一定的关系，低自尊感可能对青少年犯罪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有效地开展青少年罪犯改造工作，可能需要着力提高青少年罪犯的自尊感，而要更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培养其良好的自尊感也可能是必要的。同时，本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罪犯较低的自尊感的形成可能与家庭诸因素、社会支持有一定的关系，与先前的一些研究一致，[13，14]提示要提升青少年罪犯的自尊感需要父母亲更多的情感温暖、理解，母亲合理的干涉与保护，以及更多的社会支持。
总体上，本研究表明青少年罪犯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均低于一般青少年，而这一状况可能与家庭诸因素，如父母教养方式、是否来自单亲家庭等，以及社会支持存在一定的关系。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各未成年犯管教所、社区矫正机构等部门在制定矫治对策的时候提供一定的借鉴，也可以为相关部门在制定预防青少年犯罪社会政策的时候提供适当参考。
*通讯作者：钟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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