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东北3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片
赵金媛+潘华峰+陈楚杰+林钟宇+叶晓宪
【摘 要】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在1894年于广东爆发，疫情迅速传至香港，并在隔年传播至澳门。但穗、港、澳三地在此期间感染及死亡人数却有极大差别。本文以卫生应急管理中的4R理论分析三地政府应对此次鼠疫危机的措施，认为造成三地疫情差别的原因是三地政府应对鼠疫危机措施的差别。
【关键词】鼠疫；卫生应急管理；公共卫生
【Abstract】The third world plague pandemic outbreak in Guangzhou and quickly spread to Hong Kong in 1984，and the next year it spread to Macau.But the infection and total deaths has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three places.This paper used the 4R theory in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to analyze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plague crisis and investigate the three places ‘infection and total deaths.
【Key words】The plague；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Public health
鼠疫是古老的自然疫源性疾病，曾引起三次世界性大流行。第三次大流行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其传播源头目前学术界仍未统一，目前大致认为源头为1855年中国云南首先发生的大型鼠疫，随后鼠疫由云南、广西传入广东[1]，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经过航海交通，最终传及全球。从地理上看，穗、港、澳三地均属岭南，为鼠疫易发区，三地存在相同的地理生态环境，相似的人口密度及流动性，但三地疫情却呈现极大的反差。本文试以现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对三地政府应对鼠疫危机的措施进行比较。
1 19世纪末穗港澳三地疫情概况
自1867至1900年，广东省共有31年为鼠疫流行年次，发病人数共212206人，死亡人数203292人[2]，死亡率极高。仅在1894年，廣州因鼠疫死亡保守估计7至10万余人，香港约2500人，澳门直到1895年4月才出现疫情，只见略有感染，未有大规模流行。
1.1 广州——疫情最为严重，死亡率高
晚清时期当局及民众缺乏卫生防疫的思想。广州城内人口数量庞大，空间拥挤，生活垃圾堆积于居民区，供水环境恶劣。1893 年《申报》评议广州“人烟稠密，秽气熏蒸[3]”居住环境的不通风、卫生及供水情况的极度脏污成为了孕育瘟疫的温床。
据1956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1890年广州城开始流行鼠疫，每年春季呈小流行，至1894年广州城开始大规模流行鼠疫[4]。目前对于1894年广州鼠疫爆发时的死亡人数并无确切的数字，较多学者估算死亡近7到10万人，如《鼠疫流行史》认为广州的死亡人数约为7万[5]。
1.2 香港——华人疫情重，死亡率高
清末时期香港处于港英政府统治之下，华人居住区人口密度大，居住空间拥挤，卫生条件差。由于太平天国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大量逃难或谋生的民众迁入，且香港作为当时东亚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人口流动密集，每日过境人数平均达5000人次[6]。公共卫生的恶劣，大量增加的人口及密集的人流量，导致了瘟疫难以控制的局势。
赖文、李永宸在《岭南瘟疫史》中根据1894年《申报》有关香港鼠疫记载统计出当年香港鼠疫患者共死亡2378人[7]。崔艳红根据香港政府报告资料统计得出1894年香港鼠疫患病2679人，死亡2485人，死亡率92%[8]。由于当时华人大批逃离香港，由此推测本次鼠疫爆发期间香港的死亡人数应超过统计人数。
1.3 澳门——小规模传播，疫情短暂
澳葡政府控制澳门后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受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影响，澳葡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引进了较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及理念，设立议事公局、卫生局、华政厅、医生局、公务司、洁净街道管等职能部门管理澳门公共卫生状况[9]。在澳葡政府的全面管理之下澳门公共卫生状况较之广州、香港更胜一筹。
1894年穗港疫情爆发后距离香港62公里的澳门未受影响。直到隔年4月澳门才出现第一例鼠疫。此次疫情患者主要为贫困人家及流动居民。但澳门鼠疫并未造成大面积传播流行，经过3个月的遏制疫情便宣告平息[10]。
2 穗港澳三地政府应对鼠疫危机的措施
2.1 广州——以民间力量防治为主
应对1894年鼠疫大爆发的主力是商绅、医士和民间组织，反之政府极少组织公共卫生活动和实行防疫举措。商绅、医士和民间组织进行求神、搭建棚厂、赠医施药、编印医书、施行医疗等救济活动。除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求神祭祀活动，其他措施均对控制鼠疫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罗芝园的《鼠疫汇编》作为现存最早的专治鼠疫专著，当地绅士将其多次刻印，广为流传，书中提出的各种验方及避疫法从现代来看仍具有一定科学意义。
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在鼠疫爆发后最频繁的应对举措便是求神[11]。地方政府并未采取有效的防疫手段，民众也不具备对鼠疫的科学认识，民众大多效仿政府与商绅，进行求神活动。
官员向染疾民众分发药品，设局救治等行为是控制鼠疫的积极手段之一。5月21日《申报》头版报道：“臬宪额玉如廉访制有治疫丹药，分给士民，一经服下，无不立起沈疴[12]。”分发药品及设立小型医局救助人数少，在缺乏有效的隔离防控手段之下，对广州城疫情的积极作用十分细微。
2.2 香港——政府统筹安排防控endprint
作为殖民地社会，当时的香港由以西洋人为主的统治阶层及华人为主的居民主体组成，自香港被英国侵占以来华人华人对港英政府相当抵触。
1883年，香港政府成立了洁净局作为防治传染病的专职机构，其中包括医学、警务、士绅三部分[13]，是1894年鼠疫爆发时政府危机管理的主要机构。
港英政府于5月10日宣布香港为疫区。5月11日，洁净局制定《香港治疫章程》，规定对香港进行封锁，疫情必须通报，严禁患者离港。患者须至政府医院就医，并对染疫之家进行消毒。死者经过石灰处理后定点埋葬，同时对公私厕所进行消毒清洗[14]。仅仅1日港英政府便及时反应并颁布一套较为全面的法规条例，体现了现代公共危机管理思想。
然而这些举动遭到了华人强烈的抵抗，封港政策趋于失败。由于瘟疫突发，民众恐慌，华人纷纷逃离香港返回故乡。
港英政府随后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及协商解决。当时东华医院作为香港唯一的中医院，无法负荷大量华人病患，遂以“夏珍尼亚号”作为隔离及医治的病船，号召“所有受病之华人，须立时移至医病船中[15]。”同时政府发起民间力量，命华人士绅在九龙荔枝角建立医院收治患者，专以华人医生进行治疗[16]，以消除隔阂。
由于华人缺乏对鼠疫的科学认识，又对港英政府存在抵抗情绪，许多患病者躲藏在居住区，导致疫情进一步传播。港英政府下令搜查华人住处收治患病者，消毒住宅，统一烧毁患者财物，这些行为受到了华人抵抗，东华医院绅董请求洁净局停止搜查房屋[17]。由于港英政府手段强硬，无法得到华人的认同，因此一系列的防疫举措并未行之有效，强行拆除华人居所后又并未安置居民，人群的大规模流动导致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自1895年，每年港英政府均以医学专家撰写鼠疫疫情进行年度报告。并在1902年向港英政府英国内阁提交报告。1897年鼠疫疫苗出现后，由于港英政府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洁净局遂以自行研制的疫苗遏制鼠疫的再度传播[18]。港英政府在鼠疫的恢复阶段中十分重视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于香港政府改进防疫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2.3 澳门——依靠现代公共卫生体系防控
澳门的公共卫生事务由议事公局进行处理，于1844年成立卫生局作为卫生监督机构，后又设立医生局负责疾病卫生管理与预防，洁净街道馆负责街道及民居的消毒工作[19]。凡澳葡政府颁布法令，均以中文及葡文刊登于《澳門宪报》，做到信息的及时沟通。澳门的公共卫生事务管理较香港分工更明确，更具规范化。
1894年广州和香港发生疫情后葡澳政府立即启动公共隔离机制，颁布《辟疫章程》：“所有由省城或香港来澳之船及火轮渡船并火轮渡等，务须委医局医生于各客未登岸之先，诣船查看”、“若疑该船内人有病症，则不准登岸。倘查出果实有患病者，应将其人留于船内，随即照知医局医生，俾得前往验视”、“如有夹板并桅船或摇桨之各船只人等患此症者，应立即用火船拖其出埠”[20]。为预防瘟疫流行，澳葡政府又任命华人绅商成立公会[21]，专门负责在澳华人的卫生工作。
毗邻穗港的澳门直到两地瘟疫爆发隔年才出现疫情，可见其在准备阶段的防控举措有效拖延了瘟疫来临。从现代管理角度看，澳葡政府在当时进行隔离与改善公共卫生条件的举措也是具有十分的积极意义的。
4月30日，澳门瘟疫初起，为确保公共卫生及安抚民众，澳葡政府做出较为积极的反应：严禁晾晒粪饼、存储粪料尿水，以小轮载运净水待民众领取，每日消毒熏蒸、清洁街区[22]。澳葡政府与港英政府均有意改善居民区的卫生条件，但较之港英政府，澳葡政府的手段更为柔和，华人也表示理解与合作。因此同样以改善卫生条件为目的，澳葡政府的行动更具成效。
疫情发生后澳门民主接受隔离管理：“前录华人商绅拟在湾仔建搭大棚厂一座，安置病众。[23]”澳门与香港同样设立了海上隔离区，相较香港民众的强烈抵抗，澳门民众呈现合作与服从，“有周姓妇，其女初患发热，移居小艇[23]”。
3 讨论
3.1 现代卫生应急管理意识
19世纪初鼠疫大流行作为一场突发卫生危机事件对穗港澳三地政府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广州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业尚未发轫的情况下以执行蒙昧和迷信的措施为主，商绅、医士和民间组织担当防疫主力。隔离作为切断病源与易感者之间的联系是切断传染源的重要措施。在尚未认识鼠疫杆菌的年代隔离是作为防治鼠疫中最重要的一环。广州政府缺乏现代卫生应急管理意识，在疫情流行期间并无隔离举措，又无有效防控手段，导致了鼠疫的大面积传播。
香港和澳门政府均有一定卫生应急管理基础，二者开展了城市及海上隔离、设立诊治点、改善公共环境卫生等举措，同时通过政府公告及舆论媒体进行信息沟通。但二者相比之下效果相差过大，究其原因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3.2 政府信任度
港英政府在瘟疫流行期间并未得到华人民众的支持与理解，港英政府采取巡捕警察强行搜查房屋等较为强硬的举措，虽然此举能压制鼠疫的蔓延，但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震荡，也是华人冲破隔离逃离香港的原因之一。澳葡政府的种族歧视思想并无港英政府严重，政府一直构建西洋人与华人共同治理的局面，瘟疫流行期间在澳居民配合度高，政府动员民众主动参与防疫行动。港英政府防疫效果较差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参与过低。
3.3 公众危机心理处理
能否有效抑制恐慌心理，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损害。港英政府在瘟疫流行期间，由于官民隔阂及突发事件的心理影响，导致当时不利于政府的谣言及民众恐慌的大面积传播。港英政府并未对此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应对，结果民众大量出逃、抵抗政府及袭击在港西洋人等事件对港英政府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打击。澳葡政府致力与民众进行良好沟通，甚至设立神像以供民众祈福，虽以现代角度来看求神对瘟疫传播并无影响，但在安抚民众恐慌心理却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澳葡政府能够利用舆论媒体的导向作用，占领舆论制高点，及时播报疫情、安抚民心，这也是港英政府所不具备的。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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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吉捷]endprint
